求深务奇 : 宋代散文家对散文创作中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见苏轼《谢南省主文启》。论者强调,作文之理在于“自然”,既应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又不必“用意过当”,以深奇艰涩相夸。《谢南省主文启》:“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求深”,是批评文章的内容刻意追求深奥,以“用意过当”而造成晦涩难懂,幽昧难索;“务奇”,是批评文章的语言文字搜奇猎险,诘屈聱牙,造成艰深、怪僻之病,令人难读。如学韩愈而不至者皇甫湜,学皇甫而不至者孙樵,片面追求和效法韩愈文风中之尚奇弄险,导致唐代古文运动愈走愈偏,每况愈下。所论对廓清文坛的旧疾新弊,推动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文风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又论者还提出纠正“求深”、“务奇”之弊的方法,即创作上“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与黄鲁直书》)。强调以平和的语言文字去矫正奇险鬼怪的形式主义文风,而即使是“溢为奇怪”,也是出于创作冲动的不得已,是自然而然的真情实感的抒写,而不是刻意去作文字游戏。论者所述,对于后世继承和借鉴韩愈,创作“文从字顺”的散文,起了良好的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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