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物之器 : 宋代散文家对散文社会作用的认识。见李觏《上李舍人书》。论者从匡正时弊的政治改革出发,主张创作散文在于经世致用。《上李舍人书》:“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上以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以为诗,则失德者戒”。“治物之器”是要求散文成为直接治理国家的工具,阐述政治主张,解释政策法令,“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使“怙乱者惧,失德者戒”,起到“兴国家,靖民生”的作用。若散文不能成为“治物之器”,不仅华靡声病之文应反对,就是形式上模拟孟、韩的古文,亦无可取之处(见《答黄著作书》)。所论观点,密切结合现实政治和国计民生,绝少仁义道德的空谈,故与理学家“文以载道”的心性义理之谈有本质不同。在理论上把散文提高到有经邦济世之能的崇高地位,肯定了散文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北宋政治家的散文观点,即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面前,要求散文能为改良政治和富国强兵服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王安石的散文理论亦与其相通。但从“器”的观点出发,只强调了诏诰、奏议、史传等散文作品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文艺性较强的散文,故理论上有轻文的倾向。从理论范畴而论,属于儒家艺术社会学的散文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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