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庵文钞序③

    述庵文钞序 : 姚鼐撰。见《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是王昶的散文集,序中姚鼐提出了著名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的散文论,因而成为桐城派文论的重要篇章。
姚鼐认为,作为学问,义理、考证、文章,可以分而为三,各自独立。但运用实行起来,却并非互不相干,“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长于考证者,固然“博学强识”,长于义理者,固然“善言德行”,“文之贵”者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荒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这就是短于文章之害。而短于义理、考证,则文章“寡闻而浅识”,自然也是陋文。因此,优秀散文家应为“三者兼具之才”,“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序中称赞王昶散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就是说他的散文达到了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合一的境界。
中国古代学术,向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中国古代散文,也向有文道合一的传统,但文、史、哲分而治之,儒者文士各立门户,又是学术进步和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两者矛盾着,形成分又合,合又分的历史进程。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言:“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程氏遗书》卷十八)。明散文家宋濂等修《元史》,合“儒林”、“文苑”为一传。清初汪琬提出义理、经术、经济、文章合一。可见姚鼐别学问之事为义理、考证、文章三端并主张合一而治并非创举。就其时代背景而言,正值不无反正统倾向的汉学与居于法定正统地位的宋学对立争竞,姚鼐的兼长之论客观上成为调和矛盾的药方,合乎清廷的政治需要,因而也难说不是御用的正统派文论。
但是此论确又有其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当时宋学过于言义理,汉学过于讲考据,宋学、汉学又都轻视文章,而浮华不实、寡闻浅识的文章之士也大有人在,三家分立门户,各不相谋,实不利于学术及文学的发展。姚鼐从学术的角度批判了文章之士的“寡闻浅识”,又从文章的角度批判了考据家的“繁碎缴绕”,和理学家的“芜杂俚近”,对当时的学风、文风实不无益处。更值得称道的是它的美学价值。程颐是作为理学家来要求三者复归古之一者的,汪琬于清初提出的义理、经术、经济、文章四合一,也以“文者贯道之器”为出发点,姚鼐却是把义理、考证、文章作为散文美的三个构成要素,来讨论三者之间的美学关系。义理是文章美的前提,“当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稼门集序》);考证是文章美的力量,“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尚书辨伪序》),“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定有佳处”(《与陈硕士》);至于“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致于竭尽”,“高韵逸气”,则是文章家特有的能事了,三者配合适度,多显所长,就可追求“文之至美”,否则各极一端,必“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姚鼐称其作序目的是担心“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因而为指示“其美之大者”,可见他是在讨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良好配合之后的整体美感。故这个散文美学论的框架,对今天的散文美学论建设,以及散文创作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当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