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书③

    与友人书 : 钱大昕撰。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桐城派散文及文论势力甚大,但遭到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比方苞晚生60年但比姚鼐早生4年的钱大昕,即是在“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的风气中,指名批评方氏古文及其文论的一个。方苞及桐城派文论以“义法”为理论基石,钱大昕却认为“古文之义法”正是方苞“未喻”之处,他甚至说“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方苞论“法”,爱谈“虚实详略之权度”,认为“事愈详,而义愈狭”,主张“详者略,实者虚”(《与孙以宁书》),他却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详略亦然,该详则详,该略则略,如“阙而不载,非本有可纪而略之”,必“其人事迹原无足传”也。如此论详略繁简,可知其对方苞的“雅洁”说也持非议态度。
他的正面主张则是“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作为经学家,他要求文章明道,经世,阐幽,正俗,容不得“应酬之空言”以及“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等人间琐事闲情,其“义”甚严。其“法”却宽,认为只要能得“大义”,则“出而为文,光明洞达,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所向无敌,而不为佻巧诡遇之计“(《味经窝类稿序》)。方苞所谓“义”者,主要是要求文章有实在的内容,即“言有物”,故其“义”稍宽,大约“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也能容纳,他所推尊的归有光不就“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无奇节伟行可纪”(方苞《与孙以宁书》)吗?他还说过“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与程若韩书》),难怪钱大昕要说他未得其“法”。要之,一是经学家论古文“义法”,偏重于“义”故“法”不深究,一是散文家论古文“义法”,并重而或有偏于“法”,故“法”稍严整。钱大昕对方苞的批评多有理在,特别是“法”的方面,但反对世俗平凡生活及情辞进入散文,则其“义”过于狭窄和保守。文中引用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倒又打中了方苞及桐城派文论要害,指出了他们企图以古文改造时文而反为时文所改造的可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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