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方希原书 : 戴震撰。见《戴东原集》卷九。文中指出“义理”、“制数”、“文章”为古今学问三途,前此,程颐已有“文章”、“训诂”、“儒学”之分,姚鼐复有“义理、考证、文章”之别。但程为理学家,故轻视“文章”、“训诂”而专事“儒学”;姚为散文家,故意在综而治之以提高文章境界;戴震则是学问与程、朱对立的经学家,他是把三者都视为可以通向真理的不同途径。或求善,或求美、或求真,立论有根本区别。
既然都是追求真理的方法和途径,则“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皆可,但不能忘记了求真理的根本目的,“古文之学”最易入歧途,故戴震特别加以强调,告诫文章之士要“以艺为末,以道为本”,不能仅“据其末”,而要“毕力以求据其本”,譬诸草木,不要满足于得其枝叶,而要“事其根”,“根固者枝茂”,反之则“其为荣不久”。同是文章之事,“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就因为他们“事其根”而“本既得矣”。因此他批评仅“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这就是他的文章道艺观,虽然代表了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哲学家对文学、文章的一些看法。
他不仅以此道艺观规劝了文章之士,对偏事于制数的汉学、偏事于义理的宋学也提出了批评,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如登山者言山,跨海者言水,而不能共得山水之奇奥,“不尽之,阙物情也”,也就是不能真正达到探求对象规律以获得真理的目的,用段玉裁语则即“不足以尽天地民物之理”(《戴东原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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