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哉先生集序 : 汪琬撰。见《尧峰文钞》卷二十九。这是表现了汪琬文章根本理想的一篇文论。他信奉“文者贯道之器”的定论,但他注意到孔子以后道统与文统分流的现象:《易》、《诗》、《书》、《礼》、《乐》五经中文道合一,而孔子之后“言《易》者不知天人贯道之旨”,“言《诗》者不知王国盛衰之原”,“言《书》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言《礼》《乐》者,“有其义而不知习其仪,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甚则溷以图谶,杂以讹伪,而孔子所删述之文不晦即乱”,“嗣后,陵迟益盛,文统、道统于是歧而为二,韩、柳、欧阳、曾以文,周、张、二程以道,未有汇其源流而一之者也”。朱熹曾继孔子而合文统道统于一,但元、明以来,又后继无人。他十分想念和倾慕孔子时代文道合一的崇高境界,因此他“好学深思”,勉力奋进,“求溯孔子之所谓‘文’”,以把“歧而为二”的“道统”与“文统”“汇其源流而一之者”为崇高使命,他的散文理论也就以此为核心内容。不过他的重新合流,倒也并非简单地重返孔子的时代,而是承认并兼收分流发展中各派之优长,进行新的融汇,如其所谓“道”,就兼融义理、经术、史学、经济诸学的新内容,其所谓“文”、就十分重视“才气”作为写作的必要条件及其独特魅力,也强调文法的实在功用。把《王敬哉先生集序》与汪琬的其他文论一并加以考察,我们发现他试图总结中国文化的久远历史发展,而建立一种融汇诸学之长的文学理论,以臻“文道合一”的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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