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大山书 : 戴名世撰。见《戴名世集》卷一。刘大山是作者之知音挚友,信中论世论文,亲密无间。此信有三段值得留意。一是,“仆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这是真话,是作者对自己一生散文写作的总结,作者之担心果然应验,《南山集》出,《南山集》案发,作者获罪死,并株连数百人。二是,“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而仆以为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为之,欲将入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这段话描述了写作素材搜集丰富以后作家激情冲动的创作心态,而作者认为在这种时候,更要息心养气,让感性上升到理性,然后命笔,不要草率写作。这本是作者预想进入的写作心态,其实也是作者散文写作实践的经验体会,使我们想起苏轼等散文大家的有关论述。三是,作者论及文奇与穷奇的关系,发人深思。方苞曾曰:“文章者穷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穷亦奇,如戴子是也。”作者因作一寓言,说秦淮余叟倾家荡产学琵琶,到琵琶成为“南中第一手”时已无衣食,乞讨无门,抱琵琶饿死秦淮。“今仆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但并不愿碎此“琵琶”以免穷饿,仍“好此不厌”。自嘲之中抨击世态,也表现出有节文人的清高之气,须知也有甘为阿谀之徒而得富贵的无行文人。这封书信对研究戴名世的身世及其散文理论与创作,都有重要价值。
- 欢迎来到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