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③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 郑燮撰。见《郑板桥集·家书》。此信对三种深入人心的文章观念提出了反思。一者,时文在明清时代最遭厌弃,这种厌弃形成势力很大的文学思潮,致人所共趋,以贬时文为高尚时髦。郑燮却主张恢复时文与古文、诗歌、词赋同等的文章地位,批评“今人鄙薄时文,几欲摒诸笔墨之外,何太甚也?将毋丑其貌而不鉴其深乎!”他甚至认为“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诗辞赋,则皆古人唾余,“无真气”。“百川时文精粹湛深,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浅近。朝宗古文标新领异,指画目前,绝不受古人羁绁,然语不遒,气不深,终让百川一席。”可知他又并非为一般庸陋的时文辩护,而是以“真气”,“标新领异”等为标准,公正地对待所有文体,只要能发“真气”,“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折而造乎浅近”,则时文家也可登文界第一,这比随波逐流的平庸论者确有独到之处。二者,中国文学向有含蓄简炼,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郑燮却说“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他认为“言外之意”,以少胜多,只是《左》、《史》、《庄》、《骚》、杜、韩“一枝一节好处”,并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间娖娖纤小之夫,专以此为能,谓文章不可说破,不宜道尽,遂訾人为刺刺不休”,其实是自知浅薄,“专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如真可谓“剌剌不休”者,必“无益之言”,“至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晰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岂一言两语所能了事?岂言外有言,味外有味者所能秉笔而快书乎?”他认为玩“味外之味”者,到不了文章一等境界,只能成为二三流甚至末流作家,可笑之辈。他还顺便批评以“逸马杀犬于道”搏得“简炼”名声的欧阳修“亦有太简之病。”第三,“写字作画是雅事”,郑燮却说“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王摩诘、赵子昂等,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庠?”不过“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配“为扫除小吏作头目而己,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他对自己借笔墨糊口觅食,也表羞惭。
郑燮以此厉笔厉言猛烈撞击文人的传统思维定势,无非是要呼唤文人走出象牙之塔,抛弃门户之见,来关心“民间痛痒”,发挥社会效益,这种文章的风格则必然是“秉笔快书”,“沉着痛快”,“标新领异”,不受羁绁,“真气”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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