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 【原文】
〖“借尸还魂”原文〗
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①。
〖按语原文〗
换代之际,纷立亡国之后者;固“借尸还魂”之意也。凡一切寄兵权于人,而代其攻守者,皆此用也。
〔注释〕 ①蒙:启蒙。语出《易 ·蒙》之卦。蒙卦,下为坎为水,上为艮为山。启蒙,亨通。按《易·蒙》之说,蒙,不应当我求童子启蒙,而应当童子自求于我。此计强调“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其前提是,本质上不可我求助于对方,必须是对方有求于我。
【译文】
〖“借尸还魂”译文〗
具有自主生命力、最终不容易为己驾驭者不可借用。不具自主生命力、最终容易为己所驾驭者主动借用。借用不具自主生命力、最终容易为己所驾驭者的前提是:本质上不可我求助于对方,必须是对方有求于我。
〖按语译文〗
朝代更替之际,纷纷喜欢拥立亡国之君的后代,以此组织民众。这就是“借尸还魂”之用。凡是真正知兵权为用,而愿意寄寓人下、“代”其进攻与防御者,都是“借尸还魂”之用。
【鉴赏】
“借尸还魂”之计,强调的是,调动整体的精神要素。此计作为“攻战计”中的第二计,它与“打草惊蛇”配合,成为攻战的两项基本条件。没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就没有胜利的可能。具备第一项条件,只能有的放矢;具备第二项条件,才能众望所归。
“借尸还魂”之计所强调的调动整体的精神要素,在以往的常规战争中,已经被证明是首要问题。这个要素贯穿于全部战争领域,它推动和支配物质要素,同时相互作用与力量。此计借助《易》“蒙”卦之用,十分得当。军事胜利,依靠组织;组织之有效,“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本质上不可我求助于对方,而必须是对方有求于我。要保持这种状态,我无“正气”之助,怎么能行?
“借尸还魂”之计的按语总结了历史,认为在换代之际,“借尸还魂”之用是极为正常的。实际上,“尸魂”之说类似于鲁迅的“敲门砖”之说,亦类似于民间“钟馗”之用。约公元前1027年的牧野之战,武王以少胜多,用武力推翻了商王朝。此战,在精神力量上,借助了《易》;在军事指挥上,借助了吕尚。
“借尸还魂”之计的作者,决非等闲之将领,他说:“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具有自主生命力、最终不容易为己驾驭者不可借用;不具自主生命力、最终容易为己所驾驭者主动借用。借用不具自主生命力、最终容易为己所驾驭者的前提是:本质上不可我求助于对方,必须是对方有求于我,显见其老谋深算。《三十六计》“并战”套计中有“反客为主”之计,讲的是在战后要坐第一把交椅。此两优势之计相联系,“借尸还魂”之玄机昭然若揭。
“借尸还魂”之计,“借”字重要,是主动之借,并非被动之借。而更为重要的还是这个“尸”字。诙谐的《三十六计》作者,善于玩耍计名,以不严肃的态度说明严肃的问题。其实,更准确地说,“尸”可以是“道”。就是孟子所提到的那个“道”(“道”的正义也需要通过载体伸张)。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强调,寡助则亲戚背叛,多助则天下随顺,以“天下随顺”进攻“亲戚背叛”,君子有所不战,而战则必胜。宋代张商英说:“枉士无正友。”不正派的人,是没有追求道义之正派的朋友来相随的。假设将“借尸还魂”换作是“借道还仁义”,意义是等同的。
中国古代,《司马兵法》明确提出寓兵以“仁”,司马迁就是读了《司马兵法》之后,在《史记》中为作者司马穰苴立传的。司马穰苴说,以“仁”为治而保持一致称之为“正”。通过杀人来保证人民的安宁,杀人是恰当的;通过进攻来关心对方的民众,进攻是恰当的;通过正义战争来制止邪恶战争,战争是恰当的。司马穰苴还说,以“仁”为本,可以组织;以“义”理论,可以说服;以“智”谋略,可以依靠;以“勇”作则,可以引导;以“信”联系,可以指挥。内以“仁”为本,然后可以防御;外以正义威慑,然后可以进攻。
都知道这是一句千古名言——“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名言就是出自司马穰苴之口;二千多年过去了,至今依然充满新鲜。
古今中外,每一种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都要有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支柱。这样,发展才合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近几十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迅速。有四分之三华人的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法国,他们认可“新儒学”对其经济的激活作用。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毫不讳言自己的儒家情怀。他不无自豪地说,到公元2050年,东亚地区以教育、公民责任感、勤奋和造福子孙后代的牺牲精神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观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这是华人的基本文化。
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个人能够且善于修身,社会就会变得好起来。
当年,克劳塞维茨曾经对欧洲各国军队做过分析和对比,发现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各国差不多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作战方法也变成了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所通用的方法。克劳塞维茨觉得,如此自然的发展,已经到了统帅个人魅力也难以发挥的程度。因此他曾经说,军队的更大作用,就是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
不考虑精神要素和仁义作用,任何问题都根本得不到真正的说明,甚至包括胜利的评介。这就是“借尸还魂”之计给我们的结论。
【案例】
●武王灭商
商朝晚期,纣王执政。史学家司马迁说纣王:反应迅捷,非常聪敏,而且勇力能格猛兽。所以,纣王开始执政的时候,既不衰弱也不堕落;《论语》曾说,他实际上并不为人们所说得那么严重。后来,纣王宠幸了一个叫妲己的女子后,便开始变化:经济上“厚赋税”,以敛钱而追逐“狗马、奇物、宫室、苑台”之豪华,为“靡靡之乐”所陶醉,“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后来被称为周文王的姬昌,当时,还是纣王手下的一个大臣,称为西伯,对此不满。纣王便“囚西伯羑里”(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姬昌被囚后,做了两件匡世大事:一是,“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二是,“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这两件事,都是文王被商纣王拘于羑里之后所发生的周灭商的“借尸还魂”之用。
上古之《易》,经文王之益,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巨典——《周易》。这部巨典,主要强调的是:王者改制,治乱之道。它以精简的文字及其符号,表达深邃的哲学、政治、军事与科学等内涵。文王就是以这部经典作为指导思想,赢得大众的信任,组织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后“改制”社会的。
吕尚博闻,曾在商朝为官,因纣王无道,他才转而归周。文王借其之用,就是“兵权与奇计”。文王与吕尚相谊,有这么一段传说。
吕尚席草钓鱼,文王问他:“愉快吗?”吕尚说:“君子愉快于志,小人愉快于事。我之钓鱼,如此而已。”
文王问:“何以类比?”吕尚曰:“钓鱼有三权:一权,手中用‘禄’;二权,可以引‘死’;三权,可以掌‘管’。我之钓鱼,求其‘三权’。其中奥秘,洞察天下啊!”
文王说:“我想听‘奥秘’。”吕尚说:“源深流急,流急鱼生,这是奥秘;根深枝拔,枝拔果生,这是奥秘;君子亲合,亲合情生,这是奥秘。通常之言对,不及奥秘;言及奥秘者,必极亲合呀! 今天,我言及奥秘而不加隐讳,君主不会厌恶吧?”
文王说:“假如是仁者,应当能够接受直谏,而不应当厌恶言及奥秘之隐;你不必有此顾虑。”吕尚说:“线细而鱼饵明,小鱼上钩;线中而鱼饵香,中鱼上钩;线粗而鱼饵丰,大鱼上钩。通常,鱼诱于饵,才会被鱼线所牵;人食其禄,才肯服务于君主。因此,饵丰,鱼可效死;禄厚,人可竭力;予家,国可夺取;让国,可以平天下。唉! 施之细而明,虽聚必散;施之默而暗,其‘光’必远。岂不微妙? 这是圣人之‘光’啊! 能够见微知著,诱于‘光’者,能不愉快吗?圣人考虑的就是:各得其所,无不愉快啊!”
文王又问:“我想听天下如何归附于各得其所,无不愉快?”吕尚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您能够同天下之利,就能够得天下;您如果擅天下之利,必定失天下。天之时机,地之财富,您能与民众共之,这是‘仁’啊! 您之有‘仁’,天下必然归附。您能够免民众于生死、解民众于苦难、救民众于祸患、济民众于水火,这是‘德’啊! 您之有‘德’,天下必然归附。您能够与民众同忧乐、同好恶,这是‘义’啊! 您之有‘义’,天下必然归附。通常,人都是恶死而乐生的;您能够保障人民的自我发展、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利,这是‘道’啊! 您之有‘道’,天下必然归附。”
文王一拜再拜,说:“我岂敢不接受呢?这是天意啊!”于是,以吕尚为师。
周文王“借尸还魂”之用,为其子周武王灭商在思想上与组织上夯实了基础。文王去世,武王继以吕尚为师。牧野之战,武王用武力推翻了商王朝。
●冼冠生巧借店名
上海的冠生园食品店闻名遐迩。人们往往以为它的店名与创始人冼冠生大名有关。其实只是巧合。约80年前,当冼冠生从家乡广东初到上海时,还只是一个穷孩子。不过,他学会了制作陈皮梅、五香牛肉干的手艺。当时,上海刚建造好的剧院“新舞台”上演文明戏,场场爆满。观众入场都欢喜买一小包零食尝尝。冼冠生想,我的食品味道可以,但缺少包装,要是有一个响亮的店名就好了。一天,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条香港冠生园停业的消息,便灵机一动,心想我何不“借尸还魂”,把它的牌子借来用用?当时,国内还没有正规的商标法。以后,他自制的陈皮梅、五香牛肉干便都有了一个漂亮的纸外套,上面印着“香港 ·上海冠生园”的字样。不少上海人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香港有家冠生园食品店,还都以为是它在上海重新开业创制的新产品哩! 冼冠生的陈皮梅、五香牛肉干越卖越红火。1915年,他和朋友合伙集资3 000元果真开起了冠生园食品店,并苦心经营,成为上海人家喻户晓的著名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