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汉字与经学 : 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经学盛行于两汉,没落于清朝灭亡之后,几与整个封建社会相终始。经学典籍由五经、六经扩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汉代古文学家以为《乐经》亡于秦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代增为九经,宋代增为十三经。十三经的名称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经学有不同流派,“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总目 ·经部总叙》)汉学又分今文学和古文学。今文学说经,专明微言大义,搞烦琐哲学,解释一句话,几个字,动辄数万言,又以汉字为谶语,附会统治思想。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到魏晋时代,今文学逐渐衰落,后来清代所谓的汉学,实际上已经不包括今文学,而是专指贾、马、许、郑为代表的古文学。
汉字与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都把有关汉字研究的著作附在经部之下,亦足以说明二者关系之密。这种密切关系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演变,乃至同一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字,都会直接影响到经书的内容,而经书字体、字音的规范化、标准化,字义的注释疏解,又推动了人们对汉字的研究。汉代产生的经古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汉字之学。著名的经学家往往又是文字学家,从“五经无双许叔重”到清代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等人,都精通经学与字学。
1.通经以识字为先
古人关于汉字与经学的关系论述颇多。许慎首先提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说文解字·叙》)江式说:“文字者六艺之宗。”(《进古今文字表》)他们都认为经学的根本在于文字。道理很简单,经学的思想内容都要靠文字来表达,经籍的文字如果出现差错,或解释有误,思想内容也就会被歪曲。陆德明说:“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厘,谬便千里。”(《经典释文·序》)清朝是经学复盛时代,顾炎武、钱大昕、戴震等人对于汉字与经学的关系有更为详细更为深刻的论述。钱大昕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小学考·序》)其弟钱大昭说:“读书以通经为本,通经以识字为先。”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他在《与某书》中又说:“治经先考字义。……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通经识字,说来容易,其实问题很多。
首先,我们要了解十三经用字的情况。据光绪八年(1882)刻的《十三经集字·凡例》统计,十三经总用单字为6544个。六千余字,数目似乎不大,但十三经总字数为628414字。这个数目就很惊人了。其中各经字数情况如下:
周易 24207
尚书 25800
毛诗 39224
周礼 45806
仪礼 56624
礼记 90920
春秋左传 196845
公羊传 44075
谷梁传 41512
论语 13700
孝经 1903
尔雅 13113
孟子 34685
(转引自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63页)
十三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尚书》有的篇为殷商文献,《诗经》有西周篇什,其余各经多成书于战国时代。时代久远,文字古奥,西汉学者已罕能兼通众经,“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甚至“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韩愈也感慨:“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童习白纷,皓首穷经,古代许多文人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其次,经书是所谓的“载道之文”,其中某些字的涵义表现了儒家的哲学范畴、伦理观念。杜预说:《春秋》“以一字为褒贬”(《春秋左氏传·序》)。孔颖达说:“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春秋正义·序》)这里涉及名分、伦常等问题。至于经籍中常见的道、理、性、仁、义、礼、智、忠、信、命等字,由于涉及哲学思想问题,各家就有不同的理解。韩愈说了一句“博爱之谓仁”(《原道》),有人就认为“是全未见仁之原本,为后儒訾议不少。”(清·戴嘉禧语)宋代的陆九渊更提出“六经皆我注脚”(《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一般来说,宋学重义理,汉学重文字。实际上,宋学又何尝不重文字!朱熹“谓一字之义有所不明,其祸害遂至于相率为不肖,大启人臣贼君之罪。”(见清代施元勋《北溪字义·序》)清代为《北溪字义》作序的戴嘉禧说:“昔贤教人为学,必先识字。识字者,非徒记其点画形象,辨其声韵平侧已也。字各有义,识字而不确究其义,虽识得此字,何所用之?”戴氏所说的“确究其义”就是借六经的字义解诂来发挥个人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不发表哲学专著,而是通过注疏经书或以解释经书字义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前面提到的《北溪字义》就是朱熹的大弟子理学家陈淳写的。书中“以《四书》字义分二十有六门,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字义》)如“道”字条说:“道,犹路也。当初命此字是从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天即理也。古圣贤说天,多是就理上论。理无形状,以其自然而言,故谓之天。”“理”字条说:“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把“理”与“天”等同起来,而且认为“理”是“万古不易”的“当然之则”,这都是赤裸裸的封建统治思想,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理论教条。清代的戴震写了一部《孟子字义疏证》,通过个别字义的疏证对程朱派理学进行了批判。如“理”字条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又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戴震所谓的“意见”即个人胸臆,一己之私见。气势盛,地位高,能说会道,就是理之所在,这在封建时代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从陈淳和戴震对经籍中同一“理”字的说解不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谈汉字文化不能忽视经学;经学不全是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
2.经籍文字歧异
我们今天见到的十三经是经过唐五代整齐划一了的本子,在文字上已与原本不尽相同。如《尚书·尧典》:“方鸠��功。”《说文》“逑”字下引作“旁逑孱功”,“��”字下引作“旁救��功”。四字中只有一个“功”字相同,其余三字均有异文。经籍文字歧异有多方面的原因,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演变是首要原因,篆书演变为隶书就给经籍文字带来很多问题。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就其背景、意义而言远远超出了文字范围,但文字上的古今之别是引起争端的直接原因。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经学历史》87页)“籀书”是什么,说法不一。所谓“古文”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主要是指战国中晚期齐鲁系的竹简文字。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经书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左传》、《毛诗》等。郑玄注《仪礼》(两汉时尚无《仪礼》之名)就常常注明古文今文经字的不同。如《大射仪》注:“古文颂为庸”,《聘礼》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士虞礼》注:“古文禫或为导。”至于《尚书》的今古文问题更是学术上的一大公案,这里不能细说。壁中古文《尚书》,其内容与今文相同部分,孔安国曾经改为隶古,后人又将隶古改为楷体,几经改变,文字上自然会出现歧异。陆德明说:“《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经典释文·条例》)隶古也叫隶古定、隶定,就是用隶书·笔法照古文结构转写。孔颖达说:“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十三经注疏 · 尚书正义》116页)但是,对于唐朝人来说,隶书也是“古文”,隶古字体更不易识别,天宝年间唐玄宗命卫包将伪《孔传古文尚书》全部转写为楷书,于是《尚书》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汉初,大多数经书为口耳相传之学,并没有统一的、固定的讲章。口耳相传,必然会造成文字上的歧异。因为“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郑玄语,见《经典释文·条例》)。乡音不同,口语不统一,记录经籍文字就会出现错别字,经书多假借字,这是重要原因。有一个例子很著名。“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历史学》,1979年第1期)
转写之讹,也是造成经籍文字歧异的一个原因。古谚说:“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又说:“书三写,鱼成鲁,虚(亦作“帝”)成虎。”在经籍中“乌焉成马”的例子也不少。《诗·陈风·墓门》:“歌以谇止。”《毛诗正义》和《诗集传》“谇”字均作“讯”。《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也作“讯”,陆德明注:“本又作谇”。钱大昕批评“陆氏《释文》谇讯不辨”(《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戴震《毛郑诗考正》也指出:“讯乃谇之转写之讹。”1977年在阜阳出土的汉简《诗经》也作“谇”,可证《毛诗》作“讯”确系转写之讹,因形近而误。
雕版之讹,是经籍文字歧异的又一个原因。雕版印经,始于五代,主持人为冯道。经书自从雕版印行,版本比较固定,错字大大减少,但各种版本质量不一,错误仍然难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中讲了这样 一个故事: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
宋朝熙宁年间将太学分为上舍、内舍、外舍,名为三舍法,陆游说的这位太学教授把《易经·说卦》中的“坤……为釜”误作“坤……为金”,居然郢书燕说,“讲解大概”,这就是上了麻沙本的当。麻沙是福建建阳县的一个镇,此地的雕版印书,讹误较多,在宋版书中质量最差。
有意改经也是经籍文字失真的一个原因。改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经书在东汉是国家规定的教科书,通经是取得高官厚禄的重要途径。但是,“承秦焚书,口相传授,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踳驳非一。”(陆德《经典释文·条例》)当时皇家图书馆(兰台)藏有用漆书写的标准本经书,儒生们为了在“忿争”中获胜,为了“争弟高下”,就用行贿作弊的办法买通兰台官吏,偷偷地改动漆书上的文字,使之与自己的本子相符合。《后汉书·儒林传序》及《宦者列传·吕强传》记载了这种“私行金货”而改经字的舞弊行为。
也有因古今音不同而改经字的。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有详细介绍。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有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
例一。《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唐明皇以“颇”“义”不叶韵,于开元十三年下诏:颇字宜改为陂。
例二。《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北宋范谔昌以“陆”“仪”不叶韵,改陆为逵。
例三。《易·杂卦》:“晋,昼也;明夷,诛也。”宋人孙奕改诛为昧。他不知昼诛均侯部字,正好叶韵。
以注文改经字,复以经字改注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
今本《周礼·春官·司巫》:“及蒩馆。”杜子春注:“蒩读为鉏。”段玉裁认为:“经文作鉏,杜子春易为蒩字,训为蒩也。今本以注改经,复以经改注,遂不可通矣。”故段氏改经文蒩为鉏,注为“鉏读为蒩”。(《周礼汉读考》
今本《毛诗·小雅·十月之交》:“山冢崒崩。”《正义》本作“卒”。王引之说:“唐石经误依《释文》卒作崒,而诸本因之,后人又改《笺》及《正义》之卒为崒矣。”(《经义述闻》三十二)又说:“卒当读为猝。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坏也。”(《经义述闻》六)
因避讳而改经字。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尚书·盘庚》:“安定厥邦”,汉石经“邦”作“国”。顾颉刚说:“今文写定于西汉,故讳用‘国’;古文写定于东汉,故不避讳用‘邦’。”(顾颉刚、刘起釪《盘庚三篇校释译论》)
3.经学与汉字规范
经籍文字歧异,直接影响到国家考试,甚至于思想统一,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汉代开始,经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经籍文字的考订工作,成果累累,对于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稳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石经,是规范字体、字形的主要措施。著名的熹平一字石经是经汉灵帝批准由蔡邕等人创立的,立石经的目的就是因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是立碑洛阳太学门外,以“正定六经文字”(《后汉书 ·蔡邕传》)。所谓“六经”包括《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另有《论语》一卷,未计入经数;如果不算《公羊》,则为五经;如果《论语》、《公羊》都计入,实为七经。碑文用汉代今文隶书写定,故名一字石经,也叫一体石经。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蔡邕传》)。“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后汉书·吕强传》)
继熹平石经之后,又有魏正始三字石经。熹平石经立于太学讲堂东侧,正始石经立于讲堂之西。前者为汉代今文之学,而正始博士多治古文经,故补刻古文《尚书》、《春秋》二经与之相抗。碑文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写定,故名曰三字石经或三体石经。熹平、正始石经久已残损失传,但从一些出土残碑来看,具有很高的文字资料价值。 如《说文》:“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篆文。”段玉裁改为:“,高也,此古文丄,指事也。 丄篆文上。”但魏石经古文“上”与《说文》篆文上同,段所改与甲金文同,而《说文》篆文及正始石经所本者,为六国古文。又如《说文· 见部》“䙷”字,小篆作 (彳部“得”下古文同),正始石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十一年“得”字,古文均作,可证《说文》误贝为见。(参阅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
此外,唐文宗时有开成石经,用楷书刊刻,后蜀有广政石经,北宋嘉祐刻二字石经,用篆隶两种字体,南宋有高宗御书石经,清代乾隆年间也以十三经刻石。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唐代字学水平不高,石经中不仅有俗字,而且有误字,“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旧唐书·文宗本纪》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考出唐石经误字甚多,皮锡瑞认为:“其中误字,未可尽咎唐人。”(《经学历史》212页)与后代修造、补刊有关。
字样之书也是为经字规范化、标准化服务的。汉字发展到南北朝时,俗字、异体字增多,经籍在传写过程中,也出现不少文字谬误乖异。颜师古在贞观年间刊正经籍时,对某些字的形体加以规范,作为雠校经书的准则,“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干禄字书·序》)后来杜延业续修《群书新定字样》,其书今已不存,颜元孙对之评价甚低。今存唐代字样书有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干禄字书》“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具言俗、通、正三体。”(《干禄字书·序》)《五经文字》按部首排列,凡160部,收3235字。顾炎武说:“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日知录》卷十八)唐玄度于开成年间负责覆定石经字体,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新加九经字样》,凡76部,收字421。如禾部凡四字,二字重文。
稔稔 壬上,谷熟也。《传》曰:“谷不五稔。”上《说文》,下隶省。
季年 上《说文》,从禾从千声;下经典相承,隶变。
经籍文字规范不仅要辨正字形,字音的标准化也很重要,字音直接关系到字义,前人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汇集了十二部经书的音义材料(《释文》无《孟子》,有《老子》、《庄子》二书的音义)。宋代贾昌朝的《群经音辨》,清代周春的《十三经音略》,至今仍然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