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字与篆刻 : 书法和篆刻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汉字为书法、篆刻提供了广阔的内容,书法、篆刻使汉字长出了艺术的翅膀。从欣赏角度讲,书法作品和篆刻作品一般都是平面的:书写或拓印在纸上。但与书法相比,篆刻作品本质上是立体的,也就是说,篆刻这一手段赋予汉字以立体的艺术活力。
篆刻的由来
《说文解字》曰:“篆,引书也。”意思是运笔书写。这一意义 一直沿用到后代。如晋代左思《吴都赋》:“鸟策篆素,玉牒石记。”篆素,即在素绢上写字。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三百五十首》之十一:“君恩彀向渔樵说,篆墓何须百字长?”篆墓,就是书写墓碑碑文。“篆刻”二字连用,见于左思《娇女》诗:“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这里的“篆刻”是一个词组,它是写文章并加以雕琢的意思。近现代当刻制印章讲的篆刻的“篆”,是从汉字书体名称大篆(籀文)、小篆来的,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大多以篆书,特别是小篆入印。
篆刻的“刻”,表明所用工具为刀类。这样,我们可以在篆刻与殷代甲骨契刻、周代部分钟鼎铭刻之间寻求联系。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收录安阳出土的三件铜玺,但不能确定为殷商器物。有关使用玺印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54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玺书”,就是在信简的封泥上加盖印章。“闻守卞者”云云,是信的内容。《周礼·秋官·职金》:“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意思是记下(物品的)质量和数量,并加盖印章。《左传》的记载表明,春秋中期已使用玺印。不过,现在只能看到传世的战国玺印。
图七 安阳出土铜玺
战国鉥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歧形,同一个字,各国写法不同,甚至同一诸侯国内,也有不止一种写法。文字学上称这 一时期除秦国以外的文字为六国古文。文字的歧形现象,在这一时期的印章上有明显的反映。如图八之1的“马”字,5的“军”字,6的“陽”、“節”省作“易”、“卩”,4的“平”下多 一“土”,“徒”字作“��”,3的“去”多一“辶”。 战国时期的官印、私印都叫“鉥”(古“玺”字),如图八之6。
1. 日庚都萃车马
2. 右敀军迁
3.陈去疾信鉥
4.平(阴)都司徒
5. 左中军司马
6.东阳洭泽王节
图八 战国印
秦汉印
秦以小篆统一文字,所见传世秦代官私印章也大多用小篆。当时,皇帝用的印称“玺”(不再写作“鉥”),其他人只能称“印”。战国鉥往往加边框,有的还加竖界格。秦印承继这一特点,并发展为字之间加界格。汉承秦制,印文用字,形制也相近。图九之1、2是秦印,3、4是西汉印。
秦至两汉的印章形成多种风格,或苍劲庄重,或雄浑古朴,后人奉为典范,往往加以临摹学习。齐白石曾说:“刻印,其篆刻别具天趣胜人者,惟秦汉人。”图十选两汉印9方,可窥见汉字体现于篆刻的艺术美。
1. 南郡侯印
2.公孙榖印
3.彭城丞印
4.旃厨郎丞
图九 秦汉印
1.别部司马
2.史宜成印
3.伏波将军章
4.司徒中士张尚
5.汉归义羌长
6.公孙齿
7.王殷印
8.今日利行
9.修躬德以俟贤世兴显令名存
图十 两汉印
缪篆和鸟虫书
《汉书·艺文志》说,西汉初年,书(字)有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章,摹印章,书幡信也。”许慎在《说文·叙》里予以具体分别:“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唐代颜师古注《艺文志》,以“其文屈曲缠绕”解释“缪篆”,其意可取。传世汉代缪篆印章见图一一之1-3。字的笔画加以变化,并增添虫、鱼、鸟等动物形,便成为鸟虫书。所谓“幡”,是旗帜。幡信是传达命令的旗帜。在旗帜上书以鸟虫书,既有传信保密作用,又有装饰作用。鸟虫书已见于战国一些器物上,如图一一之4越王矛上的“戊(越)王”二字。汉代以鸟虫书入印,见图一一之5、6。缪篆和鸟虫书,实际上是一种美术字。
1.王获私印
2.祭睢
3.郭谏信印
4.戉王
5. 日利
6. 武意
图一一 缪篆和鸟虫书
急就章
印章产生以来,或铸,或凿,或刻,所用材料,大多质地坚硬,如铜、铁、银以及玉、象牙、兽角等。因此,传世的白文(又称阴文)印多而朱文(阳文)印少。有时候,情势紧迫,如军事上临时任命派遣将吏,需要颁发印信,以为凭信,便临时凿刻而不及修饰。后人便借史游《急就篇》之别名“急就章”称之。这类印章中,有的虽刀痕显露,稚嫩笨拙,却富有天趣。图一二之1、2为汉印,3为刘宋印,4为北燕印。急就章因其草创特色而不易摹刻。5为齐白石所治,一 刀成画,古拙天成,全无雕琢之味,充分表现出篆刻大师技艺的淳熟和意境的深邃。
1.牙门将印
2.将兵都尉
3.郫县令印
4. 范阳公章
5.中国长沙湘潭人也
图一二 急就章
悬针篆和九叠篆
魏晋时代,适应印面的布局需要,产生一种悬针篆,即将篆体字的竖笔拉长并下垂,末端尖细,给人以悬针的感觉。如图一三:
刘茂言事
纳言疏
刘寔
图一三 悬针篆
南北朝以后,官印印面扩大,为了使印面整齐而布满并不易辨认,便将笔画加以回环曲折,逐渐形成所谓九叠篆。这种折叠补白的手法,与汉代缪篆有相似之处,如图五之1的“王”字。九叠篆多见于唐以后的官印。见图一四。
内府图书之印
建炎宿州州院朱记
图一四 九叠篆
文人与篆刻
从战国到唐宋的印章,在刻制当时主要是为了适应实际的需要,即作为凭证信物,至多作为装饰物,使用者、制作者并未把印文当作艺术品看待。即使是一些吉语印章,在取其内容的同时,也未必没有印信作用。后人把它作为艺术品鉴赏,正表现了汉字在印信中体现的实用美,宋元时期,出于书画鉴藏的需要,一些文人创造了主要供欣赏的印章,书、画、印逐渐融为一个艺术整体。著名书法家米芾、赵孟��曾篆印文(图 一五之1、3)。王冕开始用柔细的花乳石刻印,文彭用青旧石刻印(2、4),从而开拓了文人治印的天地,推动了篆刻艺术的迅速发展,尔后形成以丁敬为代表的渐派(又称西泠印派,5、6)和以何震、程邃为代表的皖派(又称新安印派,7、8)。清中期以降,又产生了邓石如(9)、赵之谦(10、11)、吴昌硕(12、13)、齐白石(14、15)等大家,形成几百年来篆刻艺苑争奇斗妍、百花竞绽的局面。
篆刻在日本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向倭奴国王颁“汉委奴国王”印起,历代多有颁授。两国学者认为,在日本产生的印章,要由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东渡日本的杭州僧人独立(原名戴笠)算起,日本篆刻界尊他为开山祖师。图一六之1为独立僧所刻。不过,今有于日本后光明天皇庆安三年(公元1650年)去世的狩野尚信所治之印传世(图一六之2),略早于独立僧。三百年来,日本的篆刻艺术形成多种风格,有古体派、今体派等。图一六之3为十八世纪初细井广泽所刻。
1.米弡之印
2.王冕私印
3.松雪斋
4.为善最乐
5.敬身
6.柴门深处
7.蒋仁印
8.垢道人程邃穆倩印
9.燕翼堂
10.二金蝶堂
11.郑斋印藏
12.梅花无尽藏
13. 一月安东令
14.三百石印富翁
15.白石
图一五
1.天外一闲人
2.主马
3.广泽
图一六
篆刻对汉字的艺术运用
秦汉以后,印文主要是小篆或在小篆上加以变化。其他字体如果运用得法,也往往给人清新悦目之感。图 一七之1为金文;2的“山”是摹形,但从甲骨文、金文中可以找到它的形迹。3是隶书,5是楷书(虽不似后代印章中的正楷)。行草体入印,多用于押字章(类似现代的签名章),4为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押字章。
1.器父
2.小山庄
3.右策宁州留后朱记
5.州南渡税场记
图一七
印章出于印面设计布局的需要,有时对文字加以繁化(如图八之3的“去”,图 一五之13的“安”)、简化(如图十之5的“归”,图 一五之10的“堂”)或移动部位(如图 一八之1的“福”)。此外还有共笔(如图一八之2的“司”)。至于3的“孙”,可以认为是右边“系”简化,也可以认为是“孑”共用。此外,字的笔画还与印的边框有联系,如图一五之14的“富”的左竖、“百”的右竖,15的“白”的竖、“石”的横,均与边框共笔,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1.福受
2.右司工
3.公孙
4.庚都丞
图一八
印文的行款和布局
行款是文字社会作用的基本要求。不讲行款的若干字的排列组合,无法表达连贯的意思。古代文书竖行自右至左,大多数印文都可以这样读,尤其是官印。但私印和闲印有时有回文印(如图十之2、7)或右起横行(如图九之4)。
汉字的笔画数相当悬殊,少则一笔,多则数十笔。汉字笔画数的悬殊,为篆刻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天地。例如,图一五之13的“一”,挤在右上端,与下边的“月”字以及整个印面形成艺术整体,而图一六之1的“一”却与两边多笔画的字形成“傲视左右”的局面,突出了它“独尊”的地位。又如图一八之4,“丞”字故意简省,以与右边的“庚都”二字形成鲜明的疏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