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字与各兄弟民族文字 :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繁衍生息在这辽阔、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创制或使用了绚丽多姿的各种民族古文字,除汉字外,还有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古藏文、老傣文、老彝文、纳西族的东巴文和哥巴文、方块壮文、白文、水书、契丹文、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朝鲜正音文字、尔苏沙巴文,等等。各族古文字无论它们的产生有先有后,行用的时间有长有短,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它们不仅为本民族的信息传播、思想交流、文化积累和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结盟、缔约、通商,开展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各族古文字与各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构成民族文化的完整体系,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洪流,展现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
汉字在几千年的行用过程中,积累起来了难以胜数的文献和文物。这些文献和文物,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清晰轨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汉字同各兄弟民族的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为各民族文化服务,为各民族创制和使用本民族文字提供经验,同时从各兄弟民族的文字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
1.文字的原始阶段
文字起源于绘画。汉字和各兄弟民族的文字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由绘画转化为文字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尝试、选练、约定、发展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字是语言的代用品,绘画一旦跟语言相结合,它的元素固定地代表语言的成分——语素,就转化成了文字。从开始转化到文字的系统基本上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字的原始阶段。这个阶段历时是漫长的,它的上限,就汉字和各兄弟民族的文字来说,尚难以确指。它的下限,就汉字来说,最迟也在甲骨文、金文出现之时,各兄弟民族的文字的产生有先有后,其下限据有限的材料推断,比汉字的形成要晚些。
刻划符号
西安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出土一种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是刻在饰有宽带纹或垂三角纹的陶钵外口缘部分的,共发现二十二种,一百一十三个标本,另有仅有孤例的符号十二种(二者合计共三十种)。这种刻划符号笔划简单,形状规则,竖、横、斜、叉皆有(图一六)。目前尚难判别是否已经转化为文字了,但与文字的起源肯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在临潼姜寨、合阳平野村、长安灵台等处也有发现。半坡遗址经采用同位素C14测定,距今已六千年左右。它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仰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类似半坡彩陶的刻划符号。其后的龙山文化,以黑陶为其特征。四川岷江上游石棺葬墓中出土的黑色双耳陶罐底部或耳部发现三十一个刻划符号,四川茂汶石棺葬墓中出土的陶罐上有二十七个刻划符号,分为阴文、阳文、印戳文三类。四川监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都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图一七)。这些都是属于四五千年前龙山文化或以后青铜器期文化的遗存。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又与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表族徽的刻划文字相类似,由后以例前,因此郭沫若认为“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见《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我们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青铜器期文化的刻划符号的出土地点来看,都集中在民族走廊,即远古时代从华山西去的某些兄弟民族迁徙的路途之上。因此可以推断,远古时代有些兄弟民族极可能在传播或继承半坡刻划符号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本民族的刻划文字。也就是说,古代的某些兄弟民族的文字,也跟汉族的汉字一样,很早就进入到了文字的原始阶段。
图一六 西安半坡村记号
图一七 四川监亭县界碑符号
绘画图形
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陶盆、陶罐、陶钵)上,另有一种花纹,一类呈人面形、鱼形、鱼头形、鸟形、兽形、花木形,花纹结构比较简单,而笔触颇为精巧,具有艺术魅力(图 一八)。另一类是各种几何形图案,由各种形状的三角形、直线或斜线、圆点以及折波状的线条组成。各具独特风格。这些花纹都是用柔软的笔一类的工具绘画上去然后烧制成的。这些图形花纹,现在还不能肯定它们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但可以认为这是转化为文字前夕的原体。因为殷周青铜器铭文中代表族徽的图形文字也与之极相类似(图一九)。位于民族走廊甘肃南部临洮辛店等地(青铜器早期文化)出上的彩色陶瓮详细花纹中,有图 二○所示四个图形(见安特生[Anderson]《甘肃考古记》[Ar-chae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见图二○)。
图一八 半坡花纹
图一九 殷周青铜族徽
图二○ 辛店彩陶上的花纹
四个图形分别代表马、日、着衣人、鸟四种实体的形象。这种花纹图形,很明显的跟半坡的图形花纹很相似,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脉相承。在四川凉山自治州越西县的 一处岩壁上,有着用红色颜料书写的类似图形文字的符号,这些符号也跟半坡的图形花纹有相似之处,据有的学者考证,这些符号也是古彝文的先驱。可见古代的某些兄弟民族的原始阶段的文字也跟汉族的汉字一样,由绘画图形发展成图形文字的。现存最早的图形文字的孑遗,是山东宁阳堡头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刻划纹饰之一 :“旵”。这个图形所表示的,恰似一轮朝阳升起在高山之颠,中间隔有云气。大汶口文化代表龙山文化的前身,距今将近五千年之久,可见我国图形文字出现的年代也相当早。这一例图形文字也有可能是某一兄弟民族的文字原始阶段的民族文字。
2.借用汉字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史上,不少的兄弟民族在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之前,或形成本民族的文字的过程中,往往借用汉字作为交际工具,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进行交际。以汉字为媒介,借以学习和吸收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体现了汉字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相互学习、借鉴,相互渗透的生动情景。
各兄弟民族借用汉字,可分 三种情况: 一种是全部借用,指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全部,也就是说,借用汉字连汉语也借用过去。另 一种是部分借用,指借用汉字的形和音或形和义,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再 一种是形貌借用,即采取汉字的形体和外貌,作为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基础。
全部借用
全部借用汉字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可举匈奴、鲜卑、勃海、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我国北方民族为例。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记载的是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的史实。匈奴活跃于大漠南北约三百年,极盛于前汉,而亡于后汉。其后又在西晋、五胡十六国时期,活跃于黄河流域并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史记·匈奴列传》),在文字方面,长期借用汉字进行交际。从史籍所载汉朝与匈奴单于之间的书信往返不用翻译;出土的大量匈奴印章皆系汉文以及匈奴渠帅多精通汉文、博览汉文典籍,可以得到证明。
鲜卑族在上古时期兴起于北方,在匈奴之东,所以被称为东胡。秦汉之际,被匈奴冒顿所征服,退保乌桓山,号乌桓,别依鲜卑山,号鲜卑。五胡十六国时期,活跃于辽河流域,十六国中,有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等国为鲜卑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所建。后来拓跋氏兼并诸部并统 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宇文氏建立了北周政权。鲜卑族长期借用汉字汉语作为交际的工具。
建立勃海国地方政权的勃海民族,也同鲜卑族一样,借用汉语汉字。近代出土的勃海文字遗存,绝大多数都是汉文。有极少数以汉字复合而成的文字符号和象形符号,据有些学者研究,认为这是根据汉字新创的表记勃海语词的民族文字。相传唐玄宗天宝年间,勃海国送来了他们的国书,满朝文武人皆不识,最后还是经秘书监贺知章的推荐,邀李白,来到金銮殿上终把它解读出来,并起草答书,一时传为美谈。可是这件事毕竟是传闻,也许是文学上的虚构。《李太白文集》也有关于“和蕃书”的记载,这里的“蕃书”未必就是勃海文书!
契丹族、女真族在创造本民族文字之前,也是借用汉语汉字。后来仿照汉字的结构和体势,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还有蒙古族在创制本民族的民族文字之前,也借用过汉字,是完全借用还是部分借用(只借文,不借语),至今尚难分辨清楚。
蒙古族在古代多数是草原游牧民,称做“有毡帐的百姓”;少数是森林狩猎民,称做“林木中的百姓”。蒙古族原先“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赵珙《蒙鞑备录》)“言语有音而无字。”(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借用汉字和畏兀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乃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字,这就是著名的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文于至元六年(1269)颁行。为颁行忽必烈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诏书说:“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用畏兀字”指的是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俘虏乃蛮国师塔塔统阿(畏兀人)后,命塔塔统阿为蒙古掌管印章和教太子诸王畏兀文,用畏兀文拼写蒙古语这件事。用畏兀字拼写蒙古语就形成了一种蒙古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回鹘式蒙古文。“汉楷”“以达本朝之言”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即用汉字楷书来写蒙古语。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亡佚,无从查考。现存《蒙古秘史》的文本,只借用汉字的形和音,不取义。学者们多认为并非1240年的原本,是据原本改用汉字转写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在当时借用汉字的过程中,就绝对不出现类似汉文本《蒙古秘史》 那样的做法和文本。所以蒙大族借用汉字,也很可能属于部分借用。
我国南方的许多兄弟民族,像壮族、白族、水族等,在形成本民族文字之前,也借用汉语汉字作为交际工具。
部分借用
各兄弟民族部分借用汉字是在跟汉族密切接触、交往,广泛深入地学习吸收汉字文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也是这些民族由没有文字到创制文字的过程中发生的。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壮族的方块壮文。
方块壮文,壮语称做Saw ndip(此按1982年2月2日国家民委批准的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的《壮文方案》记录下来的壮语,以下例子都以此为准),意即“生字”。大约是从唐代开始仿照汉字的体势来创制的。壮族也是长期借用汉字,这种方块壮字被夹在借用的汉字里使用。方块壮字所以归入部分借用汉字 一类,是因为这一部分字的特点是只取汉字的形和音不取义或只取形和义不取音。取音时也非照搬汉字原音,而是折合成壮语相近似的读法,也就是说,部分借用汉字的方块壮字按壮语来读。这类字只是方块壮字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仿照汉字的造字法来创造的,这类方块壮字与汉字不同,属形貌借用的范畴,我们将在下面另作介绍。
部分借用汉字的方块壮字,一种是只取形和音的,例如:
| 壮字(形) | 读音 | 字义 |
| 斗 匹 耐 恩 古麻 东皮 马栏 日盘 | daeuj bit naig aen guhmaz doenghbaez majranz ngoenzbonz | 来 鸭 虚弱 个 做什么 从前 回家 前天 |
另一种是只取形和义,不取音的,例如:
| 壮字(形) | 读音 | 字义 |
| 走 好 进 家茅 雨阵 吃酒 种米 | byaij dai haeuj ranzhaz fwnrag gwnlaeuj ndaembaeux | 走 好 进;入 茅屋 阵雨 喝酒 种稻 |
聚居云南点苍山、洱海、丽江等处的白族,曾经先后建立过南诏(752—902)、大理(937—1253)两个地方政权,也是长期借用汉字汉语进行交际。从南诏末期起,开始用汉字写白语,并以增损汉字笔划或复合原字的方式创造白(又作僰)文,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字。白文跟方块壮文的情况相仿,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形和音(音按白语折射而成,与汉语相近似),不取义,例如:
诺(助词“的”);波罗(虎);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形和义,不取音,例如:
田 [ti21];一[A21];还有一部分是取汉字的某些部件按汉字的造字法而创造的新字,例如:(我们);��(菩萨)。这种例应该属于形貌借用一类。白文举例:
高俤隔诺舍英远(兄妹之间结下的姻缘)
主要聚居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有一种巫师用的记事符号,叫做[le1sui3],汉译为水书。水书中有一部分也是直接借用汉字或改变汉字的笔划形体,使之倒写、反写、斜写而成。
此外,我们的友好邻邦朝鲜古代的吏读,越南古代近代的字喃和日本的假名,都是借用汉字而形成自己民族文字的。
形貌借用
各兄弟民族借用汉字除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是形貌借用。形貌借用主要不是直接采用汉字来记写本民族语言,而是仅取其形体和外貌。或采用汉字的某些部件来合成新字。这类民族文字写出来跟汉字有所不同,往往被人们目为“奇字”或似曾相识。上面提到的部分借用的方块壮文,另有一部分字是仿汉字结构体势,或采取汉字的某些部件经过再创造出来的,例如:/妑[wun21pa21]女人/沓[bo35]泉/犸[ma24]狗/[nang33]坐/圣[qjau35]在,住/��[qjaɯ]看/[bɯ：ng55] 一半,一边/��[pa:t55]盆/都属于形貌借用一类。还有白文的另一部分字,上文已述水书的一部分,例如: 、、、、、 、 、 、 等。 图二一是水书甲子>表:
图二一 水书甲子表
彝族是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文献丰富的 一个民族,很早就创造了民族文字。史书上称为爨文或倮文、罗罗文,今称彝文。关于彝文的起源和创制,一说始于汉,一说始于唐。据《天启滇志》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斗”。明彝族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有云:“阿��,唐时纳垢酋,居崖谷,撰爨字,字如蝌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见贵州《大定县志》卷一三)据陈士林研究,认为彝文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陈士林“彝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景”,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273页)彝文属于“音节”语素文字类型,一字表示 一个音节,这点跟汉字类同。笔划均匀,间架整齐匀称,是高度线条化、简单化的“音节”语素文字。彝文中借用的汉字,主要是根据彝语表音的需要从汉字的六国系文字和后世的真书、草书中选取的,一般只取字形不取音和义(所以不归入部分借用 一类)。例如图二二:
这些只是彝文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彝文是以这种文字的体势和结构(也是汉字的体势和结构)为基础而创制出来的。彝文属于“音节”语素文字之列,它的笔划和结构都比较简单,主要是音符,几乎没有义符。但是它的造字方法仍然没有脱离汉字造字方法的影响。
现存的彝文因彝族聚居的地域不同,有不同的写法,文字的总数也不 一致。有贵州大方的彝文,有云南禄劝武定的彝文,有云南新平、元江的彝文,有四川凉山的彝文。可以以贵州大方的彝文和四川凉山的彝文为代表(图二三)。
西夏文也是形貌借用汉字的一种。西夏文是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大夏政权(1032—1227)所创制和使用的民族文字。《宋史·夏国传》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元昊是西夏的第一代君主,野利仁荣是他的大臣。这种文字形体方整,结构复杂,也是一字代表一个音节,基本笔画也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构成。一眼就使人感到与汉字相仿。它除了吸取汉字的基本笔画和构字方法外,还另有所创新。从文字构成上讲,可以分成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笔画比较少,有固定的音和义,又可以拿一个字的整体或部分同别的字结合成新字,所以独体字又可称为元字。合体字一般由两个独体字结合而成。也有由三个、四个独立字相结合的,这种字只占极少数。西夏文字数较多,共六千左右。西夏文举例(图二四、二五):
图二二
图二三
契丹文字是辽(916—1125)政权创制和使用的契丹民族文字。据史载,“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王溥《五代会要》卷29)说明契丹是借用汉字,加减汉字笔画而创制契丹文的,这种就汉字笔画进行再创造出来的契丹文叫做契丹大字,创制于辽神册五年(920),创制者名义上是辽太祖阿保机,实际上是辽大臣突吕不和鲁不古。(参看《辽史·太祖纪》及该两人传记)。另有一种契丹小字。《辽史》说,“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说明契丹小字是受回鹘语文的启示,为改进大字而创造的。“数少而该贯”也是跟大字比较而言的。契丹字在我国北方行用了近三百年(从制定颁行时起到金代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 时为止),有丰富多采的文献文物存世。我们从契丹文碑刻、墓志刻石和铜镜等铭文来考察,契丹大字的确是借用汉字(完全借用或部分借用)或增减汉字的笔画而制成的。例如日、月、位、王、仐 、、未、等。后者属于形貌借用是显而易见的 。契丹小字分为元字和合体字两种,元字多来自大字,合体字由两个至七个元字组合而成。因而从符号的数量来说,比大字要少得多。契丹小字的原字中,除极少数字是直接借用汉字处,都在形体和结构方面跟汉字有许多类似之处。一个字写成 一个方块,笔画多呈方形拐直角而线条分明,写出来颇像汉字,也算形貌借用汉字的典型。(参见图二六,图二七)
图二四
图二五 西夏文
女真文是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所创制使用的一种民族文字,据《金史·太祖纪》:“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1119)……颁行。”这是女真大字,后来金熙宗合剌又创制女真小字,颁行于天眷元年(1138)。女真文字的直接源头是契丹文,契丹文仿效汉字,女真文也仿效汉字,而且比契丹文更类似汉字。它以音节为单位不以词为单位,每个字的笔面都比较简单、匀称,虽然结构也有表音表义的部分之分,外表酷似汉字的楷书,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简化汉字。它可以克服契丹字因原字过多、组合的字笔画太繁、占的格子大、排列起来繁简不一、大小不齐的弱点。(参见图二八、二九)
图二六 契丹大字:辽太祖墓碑残石
图二七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碑(1134)
3.效法汉字
各兄弟民族形貌借用汉字,主要是从文字的外观上效法汉字,这是受汉字影响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从文字的构成的原则上效法汉字。有不少兄弟民族的文字,在造字方法上接受了汉字造字的丰富经验。上述三类借用汉字的民族文字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兄弟民族文字不是借用汉字,而是在造字方法上效法汉字。
图二八 女真文
图二九 《女真译语》耒文
构字方法。兄弟民族在构字方法上对汉字的各种造字方法几乎都有仿效。
象形
汉字造字的方法之一是象形,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在这方面属于图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纳西族的东巴文表现最为突出。尔苏族用于卜卦的手抄图形文字(通称沙巴文)中,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图三○)。东巴文以象形字为基础。例如图三一:
象形字依照方国瑜和志武(见《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分类,包括依类象形、显著特征、变易本形、标示事态等几种。尔苏沙巴文也是图形文字的一种。上图有“青查”宝刀一把,“依日诺布”吉祥星一簇,“哈拉配”明月 一个,“杂”陶罐一个,“史尔”纲叶青柑树叶一片,“知西窝”明星三颗,“达”法旗一面。
指事
东巴文里有许多“视而可识,察而可见”的字属于这一类。
浮云蔽天为“阴”,
二人交杖为“斗”,
二人坐地交语为“谈”,
人执杖驱牛为“牧”。
会意
东巴文也有 一些会意字。如:
人形头部右上方划曲线为“说”,
在短线上加点为“唱”。
西夏文由二字或多字(主要是二字)合成的合体字也有一类是会意合体字。这种会意字的合成与它们的构词的方式相仿。分并列式:“水”+“土”合成“泥”,“寻”加“走”合成“游”;偏正式:“皮”+“衣”→“裘”,“心”+“恶”→“害”;动宾式:“女”+“嫁”→“婚”;动补式:“煮”+“沸”→“熬”;主谓式:“腹”+“空”→“饥”。这又是对汉字造字法会意的一种创新。
形声
形声的构字的方法是意音语素文字的基本原则,是区别于图形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基本标志。凡属于意音语素文字类型的兄弟民族文字都惯用这种构字法。形声构字法造出的形声字,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表音和表意分别由单字的一个部分来承担。如果一个单字由两个构件组成,其一表意,其一表音。汉字的“江河花草”,左边和上边的构件表意,右边和下边的表音。形声字跟会意字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两个构件皆表意,不表音。
东巴文里采用这种构字法所谓“形声相益”构成的字:例如:“楼”,从屋,跳声;舅,从人,熊声;甜 ,从人,刺声;岗 ,从坡,板声。或 一字由两个表音兼表音的字合成。例:水尾,水+尾,山麓山+足。
图三○ 尔苏沙巴经文《虐曼史答》
图三一
方块壮字形声字:cuk33“捆、缚”:从手,束声;ping33“病”:从死,并声:犸ma24“狗”:从犬,马声;ting35“顶端”:从山,丁声;lap55“晚、天黑”:从黑,立声。 也有的形声字,声符按壮语音。例如腋kɯn21“半夜”:从月,夜声;��hau55“看”:从目,看声。(参看张元生“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503—506页)还有一种类似反切的构字法,这是汉字构字时极少用到的。
西夏文里意音合成的构字法也就是形声构字法,用得比较广泛。可以分为三类。(1)意音合成的字,其中一字表音,一字表意。例如:
(2)意音合成的字,一字表意,一字表音兼表意。例如:
(3)意音合成的字,一字表意,另一字译成汉语后,借汉字音。例如:
假借
汉字构字法常用的 一种。称做“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就是用一个汉字去表记跟它同音或音近的另一个字。俗称同音(或音近)假借。假借字跟被借字是同音或音近的关系,意义却有别。假借构字的原理,只取同音(或音近),不论字义。许多种兄弟民族文字也常用这种方法造出新字。东巴文mɯ天”假借作“万”,作“疤”: tu45“奶渣””假借作“出(钱)”,作“剥(豆)”; kv“蛋”假借作“有(三天)”:g“嚼”,假借作“真”。 彝文借用汉字,根据彝语表音的需要而选用笔画简单的古代汉字,所谓“同音假借”,不过这类字极少。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借用的汉字属于汉语借词的按汉语读音,其余不属于汉语借词或者借用汉字而加以再创造的字,都按本民族语读音。汉语借词的汉字读音,对于解读这两种文字很有帮助。特别是契丹文这个廿世纪文字之谜的解读,利用契丹文中的汉字译音形式或并书的汉字读音就能解读 一部分原字,从这里打开 一个解读的缺口。
东巴文中还有一种用意义相关的原字字形来表记另一个词的构字法,可称为同义(意义相关)假借。例如tse↿be-“斧”,假借为“铁”读su⇃:mi-“火”假借为“红”,读hy⇃:hɯ⇃“雨”,假借作“夏”,读Ȥu⇃;be↿“雪”,假借作“冬”,读ts-。彝文中的所谓“同义假借”是指借用汉字加以变化创彝字,借形并借义,这种情况在方块壮文、白文中也常有,跟东巴文的同义假借似乎不是一回事。
东巴文的同义假借的构字法,也是效法汉字的。据学者们研究,这种构字法在汉字发展历史的早期也是存在的,后来逐渐废弃不用,所以到了东汉时代的许慎,已不再认定为造字法的一种,把它包含在“六书”之中了。我们从殷周甲骨、金文中可以找到这种构字法的遗迹。例如甲骨文(豊),假借作豐(丰);甲骨文 、 (郭),假借作庸(毛公鼎)、墉。
行款
汉字书写的行款,古代、近代都固定地为 一种款式:除特殊的文字材料如回文诗、题记、器物铭刻、钱币印玺文外,一律为竖行(直行),行中的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右到左。借用汉字或效法汉字的兄弟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彝文、方块壮字、白文、水书 、契丹文、女真文都跟汉字书写行款相同。其他兄弟民族文字与汉文行款不同,在与汉文并书时,有的也采用跟汉文相一致的行款。
书体
汉字的书写常见的有篆、隶、真、行、草等书体,显示了形体演变的历程。我国发明印刷术以后,又产生与手写体相同和不同的印刷体。各兄弟民族的民族文字,也有多种仿效汉字的书体。彝文在创制之初,其刻划文字、图形文字跟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文字很相似,相传“状类蝌蚪”,跟相传孔子璧间的古文经的蝌蚪文应是一路。西夏文形貌借用汉字,用点、横、竖、撇、拐、拐钩等笔画构字,钭笔居多,缺少竖钩(这点与汉文稍异),书体包括楷书、篆书、行书 、草书等几种。女真文用于印章采用篆书。藏族仿梵文系兰扎体创制的藏文,书体分为有头字,即正体,无头字(通常叫做长脚无头字),即行、草体,草书又分为五种。河西上蕃文书中的一种书体,相当美观。蒙古族仿藏文字母体势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字母“方古严重”,显然是模仿汉字字形,所以在近代,获得了“方块字”的 一种称呼。八思巴蒙古字的书体有正体、篆体和双钩体。正体相当于汉字的真书、楷书,是最常用的 一种书体;篆体相当于汉字的篆书,用于刻写碑额和印章,有繁简不同的写法,繁写篆体酷似汉字的九迭篆。双钩体极少用,仅见于碑刻的两侧边缘,起标目的作用。满文也分正体和篆体,篆体还用于刻印书籍,例如图三二。
图三二 满文《盛京赋》
4. 译音、借词用字
汉族同各兄弟民族长期接触、往来、开展文化交流产生了大量的双向语词译音。例如藏语mdo-smad,汉译朵思麻、脱思马;Phags-pa,汉译八思巴、八合思巴。汉语的比干,藏译bji-kan;妲己,藏译tar-kis、tar-gjis。蒙古语qa·an,汉译合罕;noyan,汉译那颜。汉语的提点,蒙译tidem;解典库。蒙译 geidemkhu。维吾尔语batman,汉译巴特曼;bars,汉译巴尔思。汉语的京师,维译Gingxi;都督,维译tuwtu。
这种双向译音,往往只取近似的音相对,也就是译方拿自已跟被译方相近似的音去对译,结果不期然而然地把被译方的音纳入译方的音系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强人就我”的译音通例。就汉语与各兄弟民族语言来说,如果彼此的语音系统同属一个类型,对译起来就比较单纯,形成一对一的关系。否则就出现参差不齐、长短不一的译音形式。
汉语属于明晰音节语,音节结构比较单纯,有严整的规律性。也就是一个音节由声、韵(又可析为韵头、韵腹、韵尾)、调三种成素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三种成素中韵腹和调二者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的可有可无。凡兄弟民族语言跟汉语同属一个类型,对译起来只是简单的语音转换。属于汉藏语系的各兄弟民族语言大多数属于这种情况。少数与汉语的音节结构不同类型,如中世纪的藏语音节的开头部分和结尾处可以有复辅音,对译起来就出现译音不对称的情况。像上面所举的汉译藏的例子。mdo-smad,汉译朵思麻、脱思马,用三个音节对译藏语的两个音节,Phags-pa,汉译八合思巴,用四个音节对译藏语的两个音节,其中前一个音节,汉语用了三个音节。但是更古的汉语很可能跟藏语是同一个类型的。俞敏先生曾经指出:“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在声母前头能有藏文叫‘添前字、添头字”的辅(元)音。《左传》襄十年说:‘会吴子寿梦也’。《正义》引服虔说:‘寿(梦)、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 一言,寿梦、一言也。’这就是说,寿梦原来的音是*[dmei]一类的音。d是添前字。加上它还是一个音节。一句古诗四个音节的叫四言诗。僖四年《传》‘晋侯之竖头须’,《正义》说:‘《史记》谓之里凫须’。藏文‘头’的敬称是dbu。b念成擦音就成[dBu](‘头’的上古音)。别的史料记成 rbu,这就是‘里凫’。……藏文早先有把添前字单算一个音节的。A.H. Franke的Tibetische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1924 ,就有把mkhyen写成makhyen的例子。汉语古文献里有《诗· 文王》的‘无念尔祖’的‘无’藏文m,毛传说:‘无念,念也’。《车攻》的‘大庖不盈’藏文b-,毛说:‘不盈,盈也’。《书·盘庚》的 女猷黜乃心’藏文d,这也是‘寿梦’的‘寿’。《左传》的‘里凫须’也就是记的r。 《东山》的‘之子于归’的‘于’藏文a(h)。《关雎》的‘寤寐思服’的‘思’藏文s-。也许还有别的也保不齐。”(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
汉藏语系以外的语言,音节结构多与汉语不同类型。双向译音不对称,那是常有的事。上面举的例子,维吾尔语的bars ,汉译巴尔思,用三个音节对一个音节,一比三又例如蒙古语Barqun,汉译八鲁忽歹,二比四;突厥语Kirghiz,汉译乞力吉思、吉利吉思,二比四;Gus ordo,汉译的一种为古徐鬼国讹夷朵、古续儿国讹夷朵,三比七。波斯语Hormuz,汉译忽里模子、忽鲁谟斯,二比四;梵语Sravasti,汉译室罗伐悉底、舍罗婆悉帝,三比五。这种不对称的情况还不少,例子不胜枚举。在译音史上,人们管用两个音节译对方一个音节叫做“二合”,用三个音节译一个音节叫做“三合”,还有所谓“四合”,例子很难找,也许空有其名。
汉语的音节有多少,古往今来语音系统不断变化发展,没法统计出一个准数。但是根据文献和现状,也可以找出一个升降的大致范围。多则三千五百,少则一千五百。然而汉字的数量远远在这之上。于是就有许多同音而不同形体、或不同意义的字。赵元任先生曾用同音不同调的字写了一篇《石氏食狮史》,篇幅达九十三言(见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第149页)。拿汉字音译兄弟民族语言或外来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音多字或同名异译的现象。例如史称“北庭”的中亚城市,源自突厥语Beshbalik,汉译有别石把、鳖思马、别失八里、别十八里、别失拔里、别石八里等多种译法。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的名字⍥k⍥dei,汉译有窝阔台、兀窟解、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将近二十种译法。源于梵语的Simhahla,即斯里兰卡之国名,汉译有三十三种之多。造成异译的原因,固然有先后时差因素,和多种语言转译被扭曲的因素,但汉语的一音多字是其根本缘由。说起时差,是由于语言的变化发展,旧译已经使关系松散,不得不改换新译,可汗、合罕、克寒,译的是同一个词,即兄弟民族对王者的称呼。汉语同音字多,也并非一点好处也没有,同音字多,以多对少,在选用汉字以达到译对完满,就大有伸缩的余地。
汉字属于音意语素文字,有表音兼表意的功能。在译音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长处,比如用不峏罕对译蒙古语作为山名的Burkan,即今之大肯特山,此词蒙古语常与Kaldun(山)联结在一起,Kaldun汉译合勒敦。不峏罕合勒敦,从译音字面就能体会是山名。又如用兀泷古对译突厥语的Urungu,从字面也能体会是水名。“胡同”是一个借词,所谓借词,就是已经消化过的译音,也就是这个译音已经被借方的语言所消化,成为借方语言里的一分子了。“胡同”借自蒙古语huttak,原义为“水井”,借到汉语里表达“街头巷尾”的“巷”,“巷”也与“有井水处”意思有关联,与原义相差不远(参看张清常《胡同及其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胡同”最初写成衚衕,也是发挥了汉字意符追加始明白的长处。
汉字的形体结构经常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变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繁化,例如然——燃,何——荷,娘——孃,治鱼——㓾;另一种是简化,近代汉语里,简化的趋势逐渐占了上风。为适应这种文化发展的需要,汉语不断地通过译音吸收各兄弟民族语言里的借词,也偶尔向兄弟民族语言借字。 例如“”字,大概借自契丹文,“冇”字借自方块壮文。不过这类字大都仅于地区性方言里使用。
说到借词,还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就是各兄弟民族语言里有些借自汉语的借词,经过若干岁月,又回借到汉语或产生新的译音,这样一往一返,该词的汉语书写形式几乎面目全非。例如汉语的“百姓”借往蒙古语表“佃户”,又表“房屋”,再返回到汉语,就成为“板井”,汉语的“博士”借往藏语为“圣者”,再借往蒙古语是“师傅”,返回汉语译音“八合实”,有人说,转成了“把式”,也许可信。契丹语借自汉语的“将军、相公、令公、长史、太师”,再返回汉语就成了“敞稳/常衮、详稳、令稳、敞史、大石”。汉语的“夫人”,借往女真语指称“贵族的亲眷”,再返回汉语,就成了“福晋”。清王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他有个儿子名叫“皇太极”,后来继承了帝位。“皇太极”就是借自汉语的“皇太子”,满语读汉语的“子”字音,读得很像汉语的“极”字音,所以汉语音译成了“皇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