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远古文物显示的蛛丝马迹 :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时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古代文化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 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 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有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现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如:
虽然这些符号都不连贯成句,相互似无关系,但它们对汉字的起源,都能起到一些参证的作用。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诸如: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已经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 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试比较: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 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发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却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得到了发展。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纹一般认为是装饰性的美术图案。近两年来,有人对庙底沟彩陶纹中的鱼形纹发生了兴趣,认为它是带有表意性的由鱼文化遗存的符号。甲骨、金文中有些字正是由鱼纹演变来的(最先提出这 一点的,是河南漯河的自学青年马宝光,他的发现很有价值,在这里特别提出):
a
b
c
d
上图a是彩陶中套画的鱼图案,劈成单项成b,两个相对的鱼头拼成c,表示相交,最后演变成d,即甲骨文的“五”字。“五”、“午”同源,确有相交之义。a
b
c
d
上图a是彩陶中套画的鱼头图案,组合为b,是四个鱼头相对,简作c,d。春秋金文“四”作 ,正是c变来;战国简“四”作 ,正是d变来。一说,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鱼头纹演变来的:a、b、c是甲骨文、金文,d、e、f是鱼头纹,它们是何等相似。“明”正是用鱼目来表示明亮。所以“盟誓”的“盟”字甲骨文作 ,金文作 ,都只画一边,不画另一边,而小篆“明”作, 正是 变来的。
《尔雅·释鱼》:“鱼枕谓之丁,鱼肠谓之乙,鱼尾谓之丙,鱼鳞谓之甲。”郭沫若说甲、乙、丙、丁是最古的象形文字,又可证实鱼画、鱼纹和早期象形字的关系。
旧石器时代人们以渔猎为生,而鱼对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滨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鱼形纹与后来文字的关系,确有不容忽视的 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