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字书写工具的演变③

    (一)汉字书写工具的演变 : 有关汉字的书写工具,如果认真起来介绍,光是知识性的内容就足以构成不下于百万言的巨著,至于考订、研究,那就不是一两部书可以解决的了。这是因为汉字的书写工具有着和汉字同样悠久的历史,发展出了许多足以成为中华文化标志的成果。所以,这里我们只能作一些常识性的介绍。
1.汉字书写工具的种类
谈到汉字的书写工具,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其中纸是文字的载体,笔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书写工具。笔的产生至少可以上溯到商朝,当时的甲骨文就已经有用笔墨书写的了。
汉字的书写工具除了笔墨,还有刻刀、剞劂(一种在金石上镂刻文字的金属刀具)等,因为早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甲骨、金石、竹木简牍、陶器等。在这些坚硬、光滑、吸湿性差的文字载体上书写,也只有用刻刀等契刻工具,文字才能长久的保存。用笔墨在这些材料上书写,字迹很容易漫灭。在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口等地发现的、距今约六七千年的陶文,大部分是刻画上去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多数就是用青铜刀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商周的一些铜器铭文,战国时兵器上的铭文,秦国的石鼓文以及诅楚文、秦始皇出巡的刻石,也是用刻刀等刻写的。
可见早在商周时期,汉字的书写工具就已经多种多样,具备了后来大部分书写工具的雏形。这和当时的文字载体的状况、汉字形体的定型、文字应用的广泛程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条件与要求是相适应的。后来的演变与发展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和改进。
2.汉字书写工具的演变
谈汉字书写工具的演变,自然应该介绍笔的演变,主要是毛笔的演变。类似于毛笔的还有木梃,它的形状是一根小木棍或小竹棍,用它蘸墨或漆书写。可惜由于缺乏实物资料,不能更详细地介绍。此外,还应该介绍一下刻刀、剞劂等书写工具的演变,它们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也曾经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毛笔的产生年代
清朝人罗颀在《物原》一书中说: “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已有的考古成果证明,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西安半坡陶文中有好几种图案,如人面纹、游鱼图案、米字形纹饰,是用笔或类似的工具描绘上去的,其笔触也是清晰可见的。而且不用笔,这些图案也是难以描绘出来的。1959年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有契刻和书写两种,可见当时已经使用笔了。只是当时的笔可能是极其简陋的,如元朝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说的那样,上古人们“以竹梃点漆而书”。即用小木棍或小竹棍蘸上颜料书写。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毛笔至少在商朝就已经具备雏形了。 甲骨文中已经有“笔(聿)”字了,即“”。它是个象形字,像一只手拿着一支将兽毛简单地绑在笔杆一端的毛笔。这种结构的毛笔在战国时期还在使用。甲骨文也有一些是用毛笔书写的,如1931年在殷墟中发掘出的一片陶片上有一个墨书的“祀”字。(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本,724页)。1936年在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中也有用笔墨书写的。(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期〔1934年〕,43页)。甲骨文中还有不少是先写后刻的,尤其是字体比较大的,一般是先写后刻,如著名的鹿头骨刻辞( 《殷墟文字甲编》3940、3941)、肋骨刻辞 ( 《殷契佚存》426、518),笔画粗细,结构体势,和同期先书写后铸造的金文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其他文字载体上一定有更多的文字是用笔墨书写的。如竹简、缣帛等,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没有保存下来。但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如《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和册都是编排成篇的竹简,是供用笔墨书写的,而不供契刻的。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还详细的记载了简册制作过程:“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已出土的秦汉简牍,如1952年长沙、信阳、江陵等地出土的八百多片竹简上的,就是用笔墨书写的。
毛笔形制的演变
我们现在所用的毛笔相传是秦朝大将蒙恬制造的。五代后唐马镐所集《中华古今注》中说:“秦蒙恬始作笔,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谓之苍毫。”今天,在素有“妙笔之乡”之称的河南项城县孙店乡还流传着蒙恬拔兔毛制笔以传令的民间传说。然而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使用毛笔了,因而“秦蒙恬始作笔”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可能蒙恬由于当时军事文书的紧急与频繁,利用北方多见的树枝和羊毫,对毛笔进行了改良。其实,古人对此也曾提出过质疑。晋朝的崔豹认为,蒙恬所造的只是“以枯木为管,羊毫为被”的苍毫,即秦朝才有的“秦笔”。崔豹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商代时期毛笔的形制,可以从甲骨文中聿(即笔字)的形态中得到一个大致的结构轮廓。甲骨文的聿(笔)字的字形, 除了前面介绍的 “ ” 以外, 还有一种写法“”。 很显然, 前者象用手拿着一支笔头绑有兽毛的毛笔,后者象用手拿着一支没有笔头的竹梃,即如陶宗仪所说的“以竹梃点漆而书”。商代以后毛笔的形制,因为没有实物参照,很难说清其具体构造如何,但从商代金文的中粗而首尾纤锐、出锋有明显捺刀的波磔体,到西周后期金文的笔画粗细均匀、首尾等粗均平、不露锋芒、无波磔的玉箸体,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笔画上附有鸟虫形的鸟虫书、字长脚下垂的垂露体、先顿笔成圆点再提笔下垂的薤叶体、起首肥而渐瘦的蝌蚪书,不难窥测出当时制作的毛笔已经比较适用了。
现存最古的毛笔是春秋晚期楚国的毛笔。1958年在河南信阳先后发掘了两座春秋晚期的楚墓,其中有大批的竹简和毛笔。1954年在长沙的战国楚墓中又发掘出一支保存完整的毛笔。笔杆是实心的竹杆,笔杆一头劈成数开,笔毛夹在其中,用细丝线缠紧,外面再涂上一层漆,笔毛是上好的兔剪毛,长约2. 5厘米。
清朝人朱骏声认为毛笔的“筆”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创造的,他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说:“此秦制字,秦以竹为笔,加竹。”从出土的秦国人制造的毛笔来看,他们制笔的技术也确实有特点。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三支竹杆毛笔,笔杆的下端比较粗,镂成空腔,然后把制好的笔头放在里面,再用丝线缠紧。这和现在毛笔的构造基本一致。和长沙发掘出的战国时楚国人制造的毛笔相比较,秦国人的制笔技术的确高明一些。
秦、汉之际还有用木头做笔杆的。《中华古今注》中说:“蒙恬始作笔,以柘木为管……”1927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边(汉代称居延泽)发现的著名的“居延笔”,笔杆就是木制的。笔杆的下半截被劈成六片,然后把兽毛制作的笔头夹到六片木片之间,再用丝线缠好。如果笔头用坏,还可以换上新的笔头,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退笔”。
汉朝时毛笔的笔头主要是兔毫。当时毛笔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了,二品文官都可以用一支未蘸墨汁的毛笔作为发簪,以备记事用,这也就是所谓的 “簪白笔”。而且优质的毛笔已经作为朝廷赏赐权贵的物品,《汉官仪》记载:“尚书郎日赐赤管大笔一双”。由于朝廷需要大量的兔毫制毛笔,以至于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童话,《淮南子·本经》中有 “兔夜哭”(有的本子作 “鬼夜哭”)的记载,说的是由于大量采用兔毫制笔,以致兔子因恐惧而日夜哭泣,尤其是夜里哭声更为凄惨。除了兔毫之外,当时还用羊毫、鹿毫等做笔头,不过数量比较少。晋代王隐在其所作的 《笔铭》中曾说:“岂其作笔,必兔之毫,调利难秃,亦有鹿毛。”(转引自 《初学记》卷二一)崔豹曾说蒙恬所造的笔是以 “鹿毛为柱,羊毫为被”。
汉朝的毛笔制作,不仅所使用的材料和后来的毛笔已经差不多,而且工艺方面也为以后的毛笔制作奠定了基础。蔡邕在《笔赋》中比较简明地叙述了当时毛笔的制作工艺,“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傅玄在其《笔赋》中则更清楚地介绍了当时毛笔笔头的制作工艺:“缠以素枲,纳以玄漆。”这种传统的制笔方法,相沿至今。而且当时人们已经采用韧性不同的兽毛搭配制作笔头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兼毫”。相传蒙恬所造的笔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以鹿毛为柱,以羊毫为被”。即笔头的中间用比较硬的鹿毛,四周用比较柔软的兔毛。这样制作的毛笔,其笔锋刚柔相济,利于书写,又便于储墨。1972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著名的“白马作”毛笔,是东汉时期的,也已经采用兼毫笔头的制作技术。笔头的中间是紫黑色的硬长毫,外面是黄褐色的比较短的软毫。
汉朝以后毛笔的制作工艺基本未变,只是选料越来越考究。在笔管的选材上,汉朝有用象牙、琉璃作为笔管的,南朝时梁元帝曾使用金、银、斑竹作为笔管。明、清时期还出现了玉管、犀角管、玳瑁管、瓷管、绿沈漆管、紫檀管、花梨管、湘妃竹管、白竹管、棕竹管等多种笔管。从汉朝开始,人们还在笔管上加上某些雕饰,起初只是物勒工名,如东汉时期的 “白马作”、“史虎作”,后来越来越精致。据《续本事诗》记载,唐朝德州刺史王倚有一支笔,笔管上刻有一幅《从军行》的画面,非常生动。笔头的用料也同样是越来越丰富多样,《齐民要术 ·笔法》中记载了用兔毫和羊青毛制笔的方法。王羲之在《笔经》中提到岭外用鸡毛、四川用石鼠毛制笔。他本人著名的《兰亭序帖》相传就是用罕见的鼠须笔书写的。宋朝时毛笔笔头的用料更加多样,使用了小儿胎发、猩猩毛、狼毫等材料。笔锋也由以前单纯的健硬的风格,向软熟、散毫、虚锋的方向发展。明清时期,笔头的用料又增加了不少新品种,如丰狐毛、虎毛、麝毛、羊须、狸毛、猪鬃、貂毫、马毫、紫翠毫以及茅草等。而应用最多的还是兔毫和狼毫。
汉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制笔名家和名笔。如汉朝末年的张芝 (字伯英),南齐萧子良称赞 “伯英之笔,穷神尽意”。唐代宣城郡的诸葛氏和陈氏所制造的宣笔,更成为后世模仿的楷模。元、明时产生的湖笔也是很著名的毛笔,尤其是元代吴兴人冯应科所制造的湖笔,更被称为一绝。与湖笔同时的湘笔,也很著名。明代还有学者、书法家陈白沙独创的“茅龙笔”,是用广东新会县一带特有的茅草作笔头的。
由于毛笔应用的面越来越广,逐渐产生了一些供特殊用途的毛笔。如绘画专用的毛笔、书法专用的毛笔、在瓷器上书写、绘画用的特种毛笔等。毛笔的品种也更加丰富,据统计,单是景德镇一个地方生产的在瓷器上使用的毛笔,就有一百多个品种。其他类型、品种,就更难以统计了。
契刻类书写工具的演变
在金石、甲骨等质地坚硬、表面光滑、吸湿性差的文字载体上用笔墨书写是很不方便的,墨迹难以附着在这些文字载体的表面上;即使能够书写上去,也很容易被磨掉,难以长久保存。因而要想在这些文字载体上书写,必须使用质地更坚硬的契刻工具。
捉刀代笔,金石刻镂。距今六七千年的陶文中,就已经有不少是契刻的了。据推测,当时使用的契刻工具可能是用玉石或动物的牙齿制作的。由于当时陶文使用的不很频繁,这些工具是否是专门用来契刻的,就不得而知了。专门用来契刻汉字的工具至少在商朝时就已经产生。。我们今天见到的商朝时期的单个汉字的数量已经有四千五百多,而且文字的使用量也已经很大,甲骨文的总字数有一百多万。要契刻数量如此之多的甲骨文,没有专门的契刻工具是难以想象的。况且如果甲骨文的契刻都是用其他工具临时替代的话,其风格也不会那么统一。
甲骨文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刻字工具刻上去的?前人一般认为也是用玉刀或动物的尖齿。但近年来学者们根据观察、摹刻等实验活动所得的研究结果表明,最可能的还是铜制的刀具。采用含锡量在20%至25%之间的青铜刀,其强度和韧性完全可以适应契刻的需要。刻字之前,甲骨也不必软化。(赵金全等《甲骨文字契刻初探》,《考古》1982年第一期)。但是这种青铜刀的具体形制目前还不太清楚。
类似的契刻类书写工具还有剞劂、刻刀和出现较晚的铁笔。剞劂是一种刀刃弯曲的、用来在金石上镂刻文字的金属刀具。今天篆刻所使用的刻刀,至少在战国时期也产生了。战国玺印中的急就章,就是用刻刀在印章上直接刻写出来的。明朝人又模仿毛笔的形式,铸造了铁笔。它有尖锐的笔锋,用来在金石等材料上书写文字。
用契刻的方式书写汉字是很不方便的。书写少量的汉字还可以,而要书写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或应付大量的书写记录工作,就难以胜任了。况且与之相应的文字载体也不便携带。因而商、周以后,这种书写工具就逐渐退出了一般性的文字书写和记录,只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例如有时为了长久地保留文献,或为了校雠经典著作的需要,偶而也利用这种书写工具来书写大量的文字。东汉熹平年间为了校正儒家的经典著作,把《诗经》、《尚书》等五部经典著作刻写在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又如为了使佛经不致因战乱或对佛教的排斥而湮灭,公元七世纪初,北齐僧人惠思等开始在石碑上刻写佛经。到公元十二世纪最后完成时,总共刻写了一百零五部佛经,有七千多块石碑,全文达四百五十多万字,这就是著名的北京房山的石经山佛经刻石。但这种例子毕竟不多。除此之外,就只在书写歌功颂德的碑碣及墓志铭时,或在石刻、篆刻等艺术领域内,才使用它。到了现代,这种书写工具的应用面更加窄小了,主要是在篆刻艺术中发挥他的作用。
3.文字书写工具选择与演变的制约因素
书写工具的选择与演变,首先取决于文字载体的性质及其变革。在物理性质不同的文字载体上书写,必然要求使用不同的书写工具;文字载体的变革,也导致书写工具的改进。在缣帛、皮纸等薄软、吸湿性强的文字载体上面书写,用笔墨才能有令人满意的效果。用刻刀等刻划,缣帛、皮纸就会变得破烂不堪。在金石、碑版、甲骨等坚硬、光滑、吸湿性差的文字载体上书写,如果想使文字保留得长久,也只有用刻刀等金属制成的契刻刀具才能胜任。用笔墨书写,文字很容易漫灭。因而只能是“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刻于碑版、甲骨”。文字载体的变革还直接影响着书写工具的改进。就拿毛笔来说,它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是和缣帛、皮纸等薄软、吸湿性强的文字载体产生与应用分不开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大量使用薄软、吸湿性强但韧性较差的纸,这种富于弹性的书写工具也许不会得到如此充分的发展。古代欧洲人所使用的文字载体主要是韧性比较强的羊皮,因而他们就可以使用笔锋比较尖锐、书写流利的鹅毛笔。
书写的字迹是否鲜明,是否易于阅读、辨认,对书写工具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契刻的文字的鲜明程度显然要比用笔墨或其他颜料书写的字迹差,也难于阅读和辨认,因而在甲骨文中就有在契刻后的字形中填充朱砂的现象,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更有填充松绿石的现象。这种作法当然有其装饰性的一面,而且便于阅读和辨认的功效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导致在书写工具的发展中大量采用笔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书写工具的演变还和文字应用是否广泛息息相关,商、周时期之所以会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契刻的文字,除了文字载体限制之外,也和当时文字使用比较少的状况有一定关系。当时文字主要控制在少数的掌管占卜的人手中,社会用字的量不大。当时的文体大都短小精悍,在甲骨文、金文中,百字以上的就很罕见了。因而契刻的速度虽然比较慢,也还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后来,文字应用得越来越广泛,文章逐渐增长。据说,汉武帝时,一个大臣在竹简上书写的奏章有时竟然要由两名壮汉抬着进宫。这时如果还用契刻的方式书写,速度就太慢了,也难以满足日常用字的需求。可见社会对便利的书写工具的需求,也促使毛笔这样的便于流利书写的工具应运而生。
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书写工具的改进提供了可能。这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书写工具本身的改进,如从鹅毛笔到自来水笔的改进; 另一方面是文字载体改进所导致的书写工具的变革,如磁记录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就为文字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模式,一种不用“笔”的更快、更便利的书写方式,即把具体的字符转换为磁信号加以存储、传输的书写方式已经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