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 一般来说,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
其一,从汉字的历史出发,通过探讨汉字系统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考察汉字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关系。
其二,从汉字的流行地域出发,通过探讨汉字的流传、应用、兴废、改造等情况,考察汉字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关系。
其三,从汉字的性质和功能出发,考察与汉字有关的语言、思维、心理以及文学等方面的关系。
其四,从汉字的存在方式出发,考察与汉字有关的科学发明、生产技术,以及书写技巧、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
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在《汉字文化大观》的其他各章节中已经有了较好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就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汉字与文化的统一性问题和汉字与文化的矛盾性问题。
1.汉字与文化的统一性
汉字对汉民族文化的记录,是通过对汉语的记录来实现的。汉字和汉民族文化的统 一,实际上包括了两种 一致性,第一种是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第二种是语言与文字的一致性。通常所说的“言文一致”,似乎可以用在这里,但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文”是一个多义词,可以表示“文化”,可以表示“文字”,还可以表示“文章”或“书面语”,所以在讨论汉字、汉语、汉民族文化的一致性问题时,不宜用“言文一致”这类容易引起歧解的习惯性说法。
为了将文化成果记录下来并传承下去,汉字、汉语和汉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了 一种系统的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说,汉民族文化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增加、累积和丰富,于是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也不断地发展、丰富起来。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为了满足各种新的需求,而在字形、字体、字量、字频等方面,也必然会随着文化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而变化、发展。
例如“砲”,本来是指抛石机一类的冷兵器,后来发明了用火药燃放的火炮,于是记录新式火炮的汉字字形变成了“炮”,意符不再写作“石”,而写作“火”。
又如“饔飧”,“饔”指上午的饭,是正餐,“飧”指下午的饭,不是正餐;所以在字形上虽然都有“食”作意符,另一个偏旁的取用却不 一样。“雍”是声符,同时有“调和”、“熟食”的意思,指出上午这顿饭是现做现吃的;“夕”指出下午这顿饭的时间。飧指的是在上午的剩饭的基础上做成的简易的饭。由“饔”可推知“飧”不是现做的,由“飧”可推知“饔”不是晚饭。可是到了后来,由于饮食文化的发展,每天不只吃两顿饭,而且晚饭也很丰盛,做得也很不简单,“饔”和“飧”就失去了代表性,而只用“餐”、“饭”或“宴”加上“早、中、晚”来指称。于是随着一种文化现象的改变,相应的词语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汉字在应用上也发生了变化。如今,“饔飧”二字已经不再通用了。
汉字的字体演变史上,“隶变”是一件典型的因文化发展而引起的字体变化事件。此外,由书写的速度引出了行书、楷书的区别,由对汉字字形的抽象概括引出了草书。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而使六国文字消亡,唐宋以后俗文化的兴盛而导致大量异体字的产生,这些也都是由文化而引发的汉字现象。
从汉字的使用情况看,使用者对字符数量的需求是有限的。一部著作、一个人、一个时代,用字量都是有数可查的。例如:《论语》使用单字1512个,《孟子》使用单字1959个,《诗经》使用单字2939个,《左传》使用单字3906个,《杜甫诗集》使用单字4372个,《红楼梦》使用单字4462个等。然而,汉字的总量却已达到54000多个,显然,这5万多字不可能应用在一个人的作品中,除非是在大型字典里才可以看到他们大团圆的情况。这便是积累造成的,是使用汉字的人们 一个字一个字地创制而后累积起来的。每一个创制出来的汉字里,应该都有一篇故事,一篇生动的或是趣味盎然的故事。例如武则天给自己的名字造了一个字“曌(zhao)”,后来人们不用它,因为有一个现成的“照”字在那里。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人起用“曌”字作为一种妇女保健用品的商标牌号,似乎是想借用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的威风,来增加产品祛病健身的功效;同时利用“曌”字的特别的构形,去获取某种广告效应。因此,流行的字,将来可能死亡;已经死亡的字,将来可能复生;使单字“寿终正寝”或“起死回生”的“判官”,就是文化。汉字的生死存亡问题,根源也在文化上。
2.汉字与文化的矛盾性
在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中,文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化的进步,可以导致汉字的发展;文化的停滞,可以导致汉字演变的停滞。清朝康熙、乾隆时代是所谓“康乾盛世”,然而这是封建制度的盛世,稳定有余,发展不足。发展,指的是当时已经开始了的人类的科技革命。思想上的封闭、科学上的保守、知识上的复古、教育上的僵化,导致对传统汉学的整理再整理,研究再研究。从汉学到汉学,从汉语到汉语,从汉字到汉字;眼界不能开阔,知识不能更新,语言不能丰富,所以汉字不能发展。
汉字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文化的发展处于主导的、领先的、决定性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则处于附属的、跟进的、服从性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汉字的革命而引起诸如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科技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文化这辆车上,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而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
小篆能够成为统一六国文字的字体,是由于秦始皇兼并了天下而提供了政治基础。
隶书的流行,是与社会条件相关联的。秦汉之际,社会事务的增多,文字的使用范围扩大,因而产生了一种需求,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便于书写使用的字体,而尚处于雏形阶段的隶书使人们感到了部分的满意,于是被不断地改进完善,并且在小篆的政治基础——秦王朝——崩溃之后,逐渐成为通用的书体。
先有社会文化的需求,后有汉字系统的变改,在需求提出之后,变改发生之前,便是文化与汉字的不统一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时候,也正是文化与汉字的矛盾性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
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文化对汉字提出的新的需求往往因时而异,由此产生的汉字的变改也就因事而异。因此,汉字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有音无字、有词无字和一词多字,一字多音等。也就是说,汉字与文化的矛盾,集中地体现到了汉字与汉语的矛盾上面。
有音无字、有词无字,可是又不能不标记有关的音、词的时候,也就是文化发展、而汉字尚未及时地作出相应反应的时候,正是处于汉字系统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里,假借字、生造字和借用符号便应运而生。中国历代史书中都有因外民族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音译词,如身(yuan)毒、冒顿(modu)、吐谷(yu)浑。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音译的科学词语更是数不胜数。“维生素C”的“C”,是一个汉语中没有的音节,平时就讹读作“西”的音。现代北京话里的“kan”,是一个常用词,却没有合适的字来标记,只好用“侃”或“砍”来凑合。
由过渡时期的汉字与文化、汉字与汉语的不一致,也引发了一词多字、一字多音的现象,即异体字、多读字。
汉字的异体字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汉语大字典》附录的《异体字表》收录了约11900组异体字。异体最多的字是“杀(26个)、迁(23个)、乱(22个)、难(20个)、灾(19个)、祸(18个)”和“灵(26个)、斋(22个)、魅(21个)、国(20个)、龙(18个)、圣(18个)”。异体字多出自民间,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杀伐、天灾人祸、各种形式的流离迁徙,使得有关的字变成了常用字、避讳字、“凶字”,而有了各种各样的异体。同时,神灵鬼魅、龙和圣人等作为百姓的精神寄托,也成为常用字,并被赋予种种的想象与希望,因而有了各种各样的形体。
这种一词多字的现象,和由于知识的拓展而在假借字的选用上造成的 一词多字的现象不同。后者受语音、方言等语言方面的因素影响,像“印度”一词,有“身毒”、“天竺”等不同的记写形式,是因为读音选字造成的。而“杀迁、乱”等词的多种异体字,则属于受文化、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出现的。这种一词多字的现象,尤其值得汉字文化研究者重视。
一字多音的问题反映的是有音无字或有词无字的问题。在既没有专用字,又需要和借字的原来读音相区别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一字多音的现象。所谓多音,不仅指声或韵的不同,而且包括在原有声、韵组合的基础上,只改变声调,即“四声别义”。
现代社会中,科技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出现“过渡期”的因素越来越多,而在现代社会高速高效发展的情况下,又不给汉字以足够的条件来弥补它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方面的“时间差”,因此,借用符号便在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下,日益广泛地得到应用。
例如:“BTV体育世界”、“CCTV”、“影视ABC”、“卡拉OK”、“B超”、“维生素B12”、“TOEFL”、“PC机”、“BB机”、音乐中的调号如“bB、#C、F”等,这种汉字和借用符号的混用,或者纯用借用符号的情况,如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发行到全国的《中国电视报》上,有这样的广告,商品名称是:
PVM-9020/9040监
VDC-C5/2030板
ECM 672/23F(Ⅱ)
各种寸带、开盘音带、Batacam带,3/4、1/2、MⅡ高低带等
song PVW-537P
松下 WV-F700+AV-410
从上面这些商品的名称里,可以看到汉字、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数学符号等五种符号,其中英文字母还有大写、小写两种。
此外,汉语拼音字母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用品上。例如由邮电部批准生产使用的国产电话机已经实行了统 一编号,统一编号就是由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英文字母等四个部分组成,只是没有汉字。
显然,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与文化的矛盾要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突出。但是,这并不仅仅是汉字所遇到的问题,而是人类的语言、文字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即原语言与他语言、原文字和他文字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原语言、原文字与世界文化的矛盾。
目前,每一种语言文字都面临着以下的问题:
(1)原语言、原文字所记录的知识体系已经不是全部的知识,有许多在现代社会里属于基本的、通用的知识,一开始就是用他语言、他文字记录的。
(2)原语言、原文字应该怎样迅速地吸收由他语言、他文字表述的知识内容?即如何缩短“过渡期”,如何尽快消除文字与文化在发展方面的“时间差”?
(3)在与他语言、他文字交换所表述的知识内容时,原语言、原文字是否处于更为灵活、更能适应的地位? 以及如何才能使原语言、原文字处于更为灵活、更能适应乃至更有影响力的地位?
(4)能否既保留原语言、原文字的基本特点和传统,又能明确清晰地表述出他语言、他文字所先行表述出来的知识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就不仅要考虑汉字和汉语、汉民族文化的关系,还要考虑汉字与他语言、他民族文化的关系。
目前,我国经济尚不够发达,在科学文化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在世界的语言文字大家庭里,与汉字的性质相类似的文字相当少;因此,当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吸收用他语言、他文字表述的科技文化成果的时候,汉字自然是会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有一些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的地方。前面列举的一些广告中的商品名称,恐怕只有内行才能看懂。难道做广告的人不希望自己的商品被更多的人了解吗? 只不过是不得已罢了。汉语汉字在这方面没有更为简明准确的表述手段,与其花大量篇幅做走样的宣传,不如照原样搬来更明确、更经济。如果汉字能提供更简明准确的表述手段,无疑会取代他文字的,如上述商品名称中的“监”、“板”等。
这种“汉字夹带西文”的现象,还将在客观现实中存在,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外交流的拓展而有所增减的。当中国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了足够的实力向外输出技术和知识的时候,汉字才有了进入他种语言文字体系的条件。
1982年12月14日至20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在马尼拉召开了针炙穴名标准化工作组会议,提出了标准化针灸穴名方案应包括三要素,即由经穴的英文字母数字编号、汉语拼音穴名和汉字组成。现举“手厥阴心包经穴”的标准经穴名为例:
Pericardium Meridian,P.
shǒujuéyīn xīnbāojīngxué
手厥阴心包经穴
|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 Tianchi Tianquan Quze Ximen Jianshi Neiguan Daling Laogong Zhongchong | 天池 天泉 曲泽 郄门 间使 内关 大陵 劳宫 中冲 |
中国在隋唐时期曾经对日本全面地输出过自己的文化,欧洲在殖民时代曾经对亚、非、拉美、澳等大陆全面输出过自己的文化;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普遍的进步,一种语言和文字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将越来越罕见,共同的文化进步导致共同的语言文字的进步,不同文字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将使文化输入国的语言文字的“纯洁”面貌发生一些变化。在现代文字与现代世界文化的矛盾中,以原语言、原文字为主,辅以他种语言文字的情况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