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字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③

    (三)汉字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 : 在进行汉字文化的研究时,要有历史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
1. 汉字文化研究的历史的观点
汉字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什么超然的、神造的物品,它和中国的社会历史休戚相关,好比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成员,具有非凡的生命力,而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每一次变化,都和我们的生活有关联,都不是盲目的;它的每一个优点都是我们赋予它的,而不是它自己从什么别的地方遗传继承来的;并且,它的每一个缺点也是我们没有来得及为它指出和纠正的,并不是它自己从另外的什么地方学来的,更不是它自己突发奇想地制造出来以便和我们恶作剧的。
比如说汉字的改革问题,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看汉字的改革,必然要指出汉字改革与汉民族文化的改革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汉字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是日常所需、学用不易、又不能彻底丢开不要的工具;而一旦学会使用它之后,便会感到它方便无比、奥妙无穷,从而难以抛舍更换。同时,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它是世代相传,沿用不息的。这一点和筷子很相似。筷子也是一种工具,日常必需,学习不易,不可没有,而又世代相沿用;一旦会用之后,无论米饭、馒头、面条、饺子,还是条、丝、丁、块、片、末、酱等形状的菜肴,或挑、或扒、或夹、或插,都能应付裕如,既方便,又利索,既干净,又雅致。曾有人主张改筷子而用刀叉,却没有同时改中国式的饭菜为西洋式的饭菜,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改革汉字——如果要彻底改革的话,不去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知识体系,那将是不现实的。然而,从来没有哪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像中国这样拥有众多人口、悠久历史的国家,文化若是能够被割裂被彻底改变,那才是天方夜谭呢。不能彻底改变文化,如何彻底改变汉语?不能彻底改变汉语,如何彻底改变汉字?孤立地进行汉字改革,并且想进行彻底的改革,那就难免会遇到重重困难,难免会感到阻力很大。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具有不可被割裂、不可被彻底改变掉的特性,这就是汉字的传承性。
曾经有一些激进的人士,如吴稚晖等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要否定传统文化,从而感到有必要否定汉字,并且将自己对汉字的否定付诸实施。然而,他们当中没有谁有能力实施对文化的彻底否定,这就注定了他们对汉字的否定不会被社会所承认、所接受,甚至他们自己也无法贯彻这种否定。
所以,一旦涉及汉字的改革,都应该考虑历史文化的作用。《简化字总表》中的字大多数是古代已经行用的简化字和现代通用的手体字,并不是对汉字的彻底改革,它没有割断汉字的历史,只是对应用汉字中的一部分字形进行了改良!所以,《简化字总表》是可行的。从历史上看,一方面,简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直存在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简化是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是有它自身的规律性的。太平天国时期曾经有系统、有组织地简化过汉字,并且承认简化字的法律地位。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简化字随之被否定,有关的法律被废除,这看起来是政治的原因左右着简化字的生死; 然而当年的简化字如今或存或亡,其中决定存亡的因素,主要还是汉字的内部发展规律,而不是一纸法令文书。
2. 汉字文化研究的群众的观点
汉字是汉民族共用的工具,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集团。讨论汉字的问题时,必须时刻想到这一点,必须充分认识到全体人民在汉字的学习、使用中所处的地位。
至今,对汉字的使用情况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统计,编制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汉字频度表》、《汉字频率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86年度新闻信息流通频度》、《六年制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生字表》等,在这些工作里,就包含了从群众的观点出发对汉字进行研究的思想。
对汉字的字形可以进行规范,这一点也不是现在发明的,历代所刻的石经,本身就有正字的功能。但是对汉字的字量却只能统计,并提出一个相应的字表,却难以进行限定,不能将不常用的字一概通过法令的形式加以废除。这也是群众的观点的体现。群众现在不用的字,将来未必不用;群众现在常用的字,将来未必常用。从历史上看,曾经是常用字的、表示虚词的 “之”、“者”、“其”、“所”、“乃”、“矣”、“乎”、“哉”,现在已不再是常用字,或不如以前那么常用,还有的甚至不再使用。而将来的常用字、高频字是什么,只有等到将来才能根据那时群众的用字情况的调查而得知了。
关于汉字的废止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是否从群众的观点看汉字的问题。日本人曾经提出过废止汉字,他们使用的是日本语,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还有自己的一套字符体系。按理说来,他们废止汉字的条件和理由比我们中国人要充分得多。可是,日本人至今还是用的“假名汉字混合文”,而没有能够废止汉字。虽然在中国,也有人提出过废止汉字,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汉字没有被废止。
从群众的观点看,汉字之所以不能被废掉,在于废止汉字的人无法解决文字的“割接”问题。所谓文字的“割接”,指旧有文字与新造文字的交接,尤其是在大众中间的交接。
从理论上讲,文字废止论者完全可以找一批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来设计出新的文字体系,拿去取代旧有的文字。从实际情况来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先不讨论新文字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完美,只假设新文字体系是很不错的,文字废止论者可以把它拿到社会上推广,那么,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刚入小学的学生是从零开始的,可以学习新的文字体系。但是,从二年级的小学生开始,要学习新文字,就同时要抛弃学过一年的旧文字,他们将面临二次学习的问题。学历越高,二次学习时要放弃的东西越多,也越困难;不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场所,还是有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
然而真正使用旧文字的人不仅仅只是在校园里,而是在社会的每一个地方,他们的行为又间接地影响着在校的学生。一夜之间,将社会上所有出现旧文字的地方改为用新文字,根本不可能做到,只有分阶段来。至于阶段的划分、内容的确定、使用者与在校学习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又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没有谁能作出肯定的回答。
因此,对待汉字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它不是某一部分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集团的工具,充分认识到它的发展和变革离不开群众基础。
3. 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的观点
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的观点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首先,对两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在汉字的形体及其构形中,并不能提供出一个完整的、精细而清晰的历史文化全貌;二是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考查,我们可以弄清楚一些汉字的问题,但并不能彻底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汉字是一个有限的系统,尽管它是目前世界上所有文字体系中字符集最为庞大的一个系统。然而,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以下事实:一方面,它的总量有数可查;另 一方面,使用者对字符数量的掌握和需求也有限度。此外,汉字新字的构成实际上也不是毫无节制、任意施为的。
汉字有约200个部首 (这是今人的看法,《说文解字》归纳的汉字部首为540个),有950个左右的谐声偏旁 ( 《广韵声系》统计出的汉字的第一主谐字共有947个)。汉字的单字系统就是由这些基本的偏旁作为构件组合而成。仅仅是这些构件,其数目本身就已经大大超过了任何一种表音文字的字母总数。它们可以用一重乃至多重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单字,可以用省形或省声等变形的手段产生新的字形,可以通过改变偏旁的相互位置组成新字,但其总数仍然是可数的。从理论上说,汉字的偏旁部首有能力组合出上百万个字形; 然而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人们正逐渐淘汰传统的“因事造字”的方法,而采用“因词用字”的方法,利用词义的引申、字的假借、增加词的音节等手段来记录新词。这说明人们由于记忆、运用汉字方面的能力有限,在开发新字形时是比较谨慎的。
如果说,汉字的早期形式曾经是用字形来记录事物的,那么,当汉字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时,就已经不再单纯地以形表事,而是更多地用字形的形、音两个因素来综合地记录汉语中的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的语音发生了变化,汉字表音的功能受到影响。由于字形是相对稳定的,于是出现了字形与字音的联系逐渐疏远的现象。汉字表音的功能打了折扣,这又是汉字的有限性的一个表现。
在文化领域里,情况就不太一样。文化的发展没有限量,人类在每日每时的实践过程中,或是有目的地、或是无意识地在进行创造,在丰富自己的文化。人们使用汉字时受到的限制和创造文化时无限的进取精神,形成强烈的反差,但这不能归罪于汉字有“保守性”。因为对造字的谨慎态度不是什么人主观决定的,而是人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得出的一条自然的法则。
因此,考虑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要注意到汉字的有限性、注意到汉字对于文化、对于汉语的发展上的“时间差”,从而用全局的眼光看待汉字问题,不因为汉字与文化的矛盾而将汉字看得一无是处。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心:汉字在人民大众手中,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的,会寻出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向前发展的。同样,用全局的眼光看待汉字与文化的联系时,不必将这种联系看得完美无缺,以为汉字与汉语、汉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天衣无缝。
总之,只看到汉字的长处是不科学的,只看到汉字的短处也是不科学的。
在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这就是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表现出来的简单化倾向。
例如在进行中日文化比较时,涉及语言文字问题,如下几种情况颇为引人注意:中日都搞普及国语。中日都曾提出废止汉字,中日都有从文言改为白话的经历,中日都简化汉字,中日都搞罗马字拼音,中日都有字母性质的文字 (日本是假名,中国是注音字母)。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上述六个方面,中国都走在日本的后面,是步步模仿日本。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但说得不够透彻。因为在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上,中国主要是在政府正式介入这一点上落后于日本;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较早地注意到语言文字改革的政策和立法问题。至于在实践方面,中国并不都是步步模仿日本的。
在普及国语方面,中国自古就有 “雅言”、有 “官话”、有统一的韵书。以“官话”为例,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 “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30页,中华书局,1983)
现行的普通话,也处于妇孺都能听懂,却未必都能说得出的情形。官话和普通话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普通话有法令支持,颁行全国;官话只是在旧时代的官场上自然地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开来的。用法令的形式确立一种标准语并加以普及,这是从日本学来的; 出于交际的需要,产生出一种标准语并在可用的地方应用,这是汉民族文化自有的一种功能,不是向别人学来的。
在从文言改白话的方面,应该说汉语的口语和一部分书面语早就改了。《论语》、《左传》等书里就有很多当时的大白话;汉魏契约、帐牍、六朝佛典、唐代变文、宋元话本、杂剧、明清小说、鼓子词等,乃至皇帝在奏折上的御笔朱批,都有白话。因此,说到从文言改白话,似乎应该说明这里的“改”是指法定的文书通行语的正式的、全面的更改。
在简化字方面,中国的战国文字、秦汉简帛文字、隶变文字、六朝石刻文字、唐人写经文字、宋元明清的坊间刻书文字、太平天国文字等等,都是简化字的温床。“三体石经”就可以说是一份“简化字表”。笼统地说日本先简化、中国后简化,不太合适;如果说日本在有关简化字的立法和施行方面,比较地有系统、有计划、有决心,那就比较令人信服。
把问题尽量说得透彻一些,把观点尽量说得明确一些;同时,把材料尽量摆得充分一些,把情况尽量叙述得深入细致一些,然后进行交流,就一定会有利于相互之间共同来探讨问题。其结果就会是比较容易取得进展,比较容易避免一些不应有的误会。
此外,每个人的认识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难免会有问题说得不够透彻、观点说得不够明确、材料摆得不够充分、情况叙述得不够细致深入的时候。如果能做到虚心听取意见,细心甄别出意见中的精华,获取“他山之石”,那就可以补拙,就可以增加推动学术向前发展的力量。
总之,汉字和汉民族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地方,在探讨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情况越是复杂,我们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问题越是纷繁纠缠如乱丝,我们越是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对每一个现象,都应认真思考它的发展的历史、它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及调查清楚它的方方面面,反复观照、切磋琢磨、平心静气、实事求是。这样,汉字文化的研究就一定会不断地取得成绩,发展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