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字载体的演变 : 文字依靠一定的载体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载体,也就不会有文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代的文字由于“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才得以留传至今,现代纷繁的文字传播也正是由于大量使用纸张才成为现实。
1.文字载体选择与演变
研究记录汉字的各种载体,追寻其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在纷繁的表象背后是有规律可寻的,其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
制约因素
首先,文字表达的内容直接影响着文字载体的选择。经典文献、历史、重要法典及中国特有的书法作品是要长久保存的,甚至是要“子孙万世永宝用”的。这就要求文字载体必须能够长久保存。一般文字载体材料显然是难以胜任的,“缣缃有坏,简策非久; 金牒难永,皮纸易灭”。因而古人记录这类内容的文字时,大多数是“琢之盘盂,镂于金石”。即用坚固、耐久的石碑、石柱或金属制品等材料来记录这样的文字。新闻、笔记等记录日常生活内容的文字则不然,首要的是便于书写、修改和携带,是否能够长久保存,则是次要的。记录这类文字所使用的载体一般是简册、缣帛和皮纸,而不是笨重的金石材料。文字内容对选择文字载体的制约作用,是始终存在的。遥远的古代,由于还没有一种既能长久保存,又便于书写、修改和携带的文字载体,为满足记录不同内容文字的需要,所采用文字载体是丰富多彩的。当今社会,日益广泛的文字应用也不断对载体提出新的要求。
其次,文字使用量的增加促进了载体的改进。文字应用的日益广泛,文字载体的需求量自然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不断扩充原材料供应来源、增加花色品种、改进制作工艺和降低成本。同时,纵横开阖、鸿篇巨制的文章越来越多,要求文字载体能够连缀成篇、折叠成册,来满足记录、携带篇幅较长的文字的需要。
汉字独特形体特征对载体有着与众不同的要求,使汉字载体得以长足发展。汉字字形的整体间架结构有粗细、轻重等不同变化,具体笔法上还有顿挫、波磔、勾折等独特的风格。不像线形的拼音文字那样,笔画粗细均匀。在甲骨、金石等坚硬、光滑的材料上契刻汉字,显然要比契刻线形的拼音文字困难得多。这就促使我们的祖先积极地寻求能够使用笔墨书写的载体。先是用编排成册的竹简,后来又利用过玉石片、缣帛和木牍( 一种供书写用的木片)等作为书写材料,最终率先发明了纸。
汉字载体的演变和书写工具的变革也是密切相关的,书写工具的变革不断推动着文字载体的发展。由于笔墨这种书写工具的出现,缣帛和纸张才能淘汰原始的坚硬金石材料;现代印刷术、静电复印技术等新兴书写模式的产生又直接推动了造纸术的改进,使纸张的质量得以不断提高,花色品种更加丰富,印书纸、新闻纸、道林纸、铜版纸、静电复印纸等高质量的纸张也不断出现。文字载体的变革也影响着书写工具的发展进程。缣帛、纸张等文字载体的广泛应用,最终也淘汰了原始的契刻书写方式。
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制约文字载体的选择与演变,并不断地为文字载体的发展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模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已经能够以电磁信号或光电信号的方式,在磁盘或光盘上书写并存贮文字信息了。
载体的种类
纸,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 一,已经成为当今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了。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谈到文字载体,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纸。但是在这一伟大发明出现之前,已经使用文字的国家和民族曾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作为文字载体。根据其物理性质,这些文字载体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一类是坚硬的材料,包括金石、兽骨、陶制器皿等。如中国古代曾经使用龟甲、兽骨、青铜器等作为文字载体。其他民族也都使用过类似的文字载体。最古老的埃及文献就是刻写在石碑、石版、石柱、骨片和国王的锤矛、高脚瓶等材料上的。可以说,无论是探索古代西亚文明、古代美洲文明,还是研究古代欧洲文明或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那些刻写在坚硬材料上的 “铭文”,都是十分重要的文献。
另一类是轻软的材料,如中国的缣帛、古代埃及的纸莎草 (一种用尼罗河边特有的芦苇的茎压制成的薄片)、古代欧洲的羊皮纸 (加工过的羊皮)和古代印度的贝叶(加工过的棕榈树的树叶)等。这些材料都有吸湿性强的特点,便于使用笔墨书写。此外,这类文字载体可以连缀成篇,既便于记录比较长的文字,也便于收藏、传递。
古代的文字载体,还有一类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这样的材料有中国的简牍 (编排在一起的竹简或较大的木片)、古代两河流域用粘土制作的泥版和古代罗马、希腊人制作的表面涂有蜡或石膏的木板。这些材料和缣帛、羊皮纸等相比,还是显得笨重,但和刻写“铭文”的金石等材料相比,要轻便得多。使用这些材料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修改已经写好或刻好的文字特别方便,比在缣帛、羊皮纸等材料上修改文字还要方便。如在简牍上,可以用专门的书刀刮掉写错的字迹,再书写正确的文字。在泥版或涂有蜡或石膏的木板上,就更简单了。再有,这类载体来源十分丰富,价格要比缣帛、羊皮纸等便宜得多。也不像贝叶或莎草纸那样,只在某些地区出产,使用的局限性很大。
载体演变的趋势
汉字的早期载体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坚硬的甲骨、金石材料,也有轻柔的缣帛,还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竹简。其发展不是并驾齐驱,而是此消彼长。大致脉络是:轻柔的材料不断产生并逐渐取代坚硬的材料。在竹简上书写汉字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商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字载体。春秋时期缣帛也已经用作文字载体,它的物理性能和纸已经很接近了,只是太昂贵,因而一直到东汉,缣帛并没有完全取代竹简,而是和竹简并用。东汉末年蔡伦对造纸工艺进行了改进,最终淘汰了简牍和缣帛。甲骨、金石等坚硬的文字载体被淘汰更是显而易见的。最晚到西周中期甲骨材料就不再通用了。战国时期金石材料也不再是主要的文字载体了,即便偶尔使用一些,不仅其本身已经很轻便,而且书写方式也不再是契刻,而是用笔墨书写了,如著名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都是用笔墨书写在玉石制成的极为轻便的圭、简上面的。
现存最古老的埃及文字是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第二前王朝时期”的,它们大多数都是刻写在石板、骨片以及国王的锤矛、高脚瓶等坚硬的材料上。在坚硬载体上刻写文字的鼎盛时期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 “古王国时期”,当时在碑石上刻下了许多铭文,如刻写在金字塔上的著名的 “金字塔铭文”。
恰恰在铭刻文字的鼎盛时期,著名的莎草纸开始出现并大量使用了。它是古代埃及文化的 一项伟大成就,也是世界上第一种专门为书写而制作的材料。它轻软、吸湿性强,非常便于书写和收藏,因而逐渐取代了石板、骨片、泥瓦片等其他材料,成为当时埃及人最主要的文字载体,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其他文字载体的演变历程也是如此。
记载古代玛雅文明的早期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刻写在石头上的,后来开始用各种颜色在鹿皮上书写,并最终用龙舌兰制作了一种类似纸的特殊的文字载体,这种书写材料可以折叠起来,然后再用漆过的木板夹住,和中国古代书籍中的 “册页” 非常近似。
古代欧洲记录文字的载体也经历了极其相似的演变过程,无论是希腊文、拉丁文,还是北欧的古文字,最初都是刻写在金属和石头上的,后来才书写在古代欧洲特有的羊皮纸上。
记录汉字和其他民族文字的载体,都经历了 一个大致相同的演变历程:由笨重到轻便,由坚硬到柔韧,最终创造了既便于书写、收藏和传递,又能长久保存的文字载体。
2.轻灵的轨迹
笨重、质地坚硬的金石材料的应用从实用到艺术,从竹简、缣帛到纸张,是汉字载体向轻灵方向演变的两个最有力的证明。
质地坚硬的文字载体的演变
甲骨文发现之前,古汉字研究是包含在“金石学”里面的。因为当时所能见到的古汉字主要契刻在金石材料上,所以古汉字也被称作金石文字。清朝末年甲骨文被发现,古汉字载体就又增加了龟甲、兽骨。此后,考古发掘又提供了竹简、缯帛和玉石简等记录古汉字的材料。人们对古汉字载体的种类的认识也丰富起来。但商、周时期的古汉字,仍然可以用甲骨、金石文字来概括。因为今天所见到的古汉字主要是记录在这些材料上的,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反映在这些材料上。
商朝人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的文字材料十分丰富,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15万片以上的用于契刻的甲骨片,记载的内容有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历法、医学和文化习俗等。甲骨文的单字数已经有4500余字。龟甲、兽骨的整治、契刻也形成了专门的技术。但是,这种过于专业化的契刻方式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记录 一般文字的需要,因而最晚在西周时,龟甲和兽骨就退出了汉字载体的行列。商末周初的周原甲骨文,为龟甲、兽骨的使用画了一个句号。
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商朝,极盛于西周,战国时期开始衰落。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越来越粗糙,铭文也越来越短,像西周的“毛公鼎铭文”那样的长篇大作基本绝迹了。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的装饰性大大增强。如公元前589年齐国的国差��, 全部五十三个铭文呈扇形铭刻在��的上半部,不仅整篇文字用作装饰,其中的很多字形也都做了艺术化处理。兵器铭文装饰性就更强了。其字体大多数是“鸟虫书”,用来纹饰兵器。战国以后,铜器上的铭文逐渐流于公式化的物勒工名和吉祥语,丧失了记录社会生活的作用。
早期的石刻铭文主要出自秦国人之手,如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等,都是秦国人的杰作。秦、汉时期,石刻铭文十分兴盛。这和当时青铜器退出文字载体行列有一定关系。秦朝建立后,金属器皿收归政府所有,青铜器的制造实际上停止了,这就促使人们用石头来替代原来的青铜器。在石头上刻写文字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以放心地放在那里,供人们瞻仰、观摩,其传播效果显然要比密藏的青铜器好得多,也不必担心被别人搬走,因而十分利于刻写纪念性的碑文、供校雠用的经典及书法艺术作品。秦、汉时期的石刻文字主要也是这些方面的内容,如秦始皇出巡时在峄山等处所刻写的歌功颂德的碑碣、汉魏六朝时的墓志铭等。
在石碑上刻写经典文献始于汉朝的“熹平石经”。此后,释、道、儒三家为校雠或保留经典,都曾刻写过数量不等的石经文字,其中以儒家和佛教所刻的经典最多,规模也最大。后来由于造纸术不断改进,印刷术的出现,纸的应用更是如虎添翼,传播效果远远超过石刻。依靠金石材料保存和传播文献也就丧失了实用价值。因此,唐、宋以后刻写石经就非常罕见了,石刻只在刻写墓志铭或书法、玺印、牌匾等艺术作品时才使用。
汉字载体演变的主脉
记录古汉字所使用的材料是十分独特的,商、周时期所使用的文字载体除了众所周知的龟甲、兽骨和金石材料外,还有用竹简编排成的“典册”。《尚书·多士》明确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表明商朝人已经在用竹简编排成的典册记录汉字了。甲骨文的字形还提供了其具体形制,册字写作“ ”,像用两道绳子编排在一起的竹简,典字写作“ ”,像双手捧册供奉给鬼神或祖先。周朝使用这种典册的证据就更多了,周朝的史官被称作“作册”,即掌管在简册上记载的人。《尚书·金縢》中有周公为周武王祈福,“史乃册祝”(即史官在简册上把周公的话记录下来并供奉在神位上)的记载。金文中“册”和“作册”也极为常见。
用笔墨在编排成册的竹简上书写,比在龟甲、兽骨上契刻或在青铜器上铸刻要方便得多,书写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利用编排成册的竹简还可以记录篇幅比较长的文字,携带和收藏也比甲骨、青铜器方便得多。此外,竹简取材方便,制作工艺简单,因而最迟在战国时期竹简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字载体了。大量的出土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战国竹简的第一次出土是在公元281年,当时有人在河南的汲郡盗掘了战国时魏襄王的坟墓,发现了大批竹简。这些竹简长2尺4寸,用绳子编成七十五卷。每一支竹简上面有40个字,总共约有10万余字,记载着历史、地理、占卜、故事等,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以《竹书纪年》最为著名,它是一部魏国的史书,记载了从上古到公元前299年的魏国历史。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多次出土了大量的战国竹简。1978年在湖北随县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公元前443)中发掘出一批竹简,共有240多片,6600多字,内容是丧仪所用车马的记载。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字数最多的一批战国竹简。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墓中出上了大批秦国的竹简,有一千多片,内容有秦国的法令和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十三年的《编年记》等。此外,五六十年代在湖北、河南等地还先后出土了 一些记载随葬物品的 “遣策”,这些竹简的年代属于战国末年,也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现在已经出土的战国竹简不仅数量众多,记载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日常生活琐事,也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条文和历史。这表明竹简确实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文字载体了。
用竹简记录汉字虽然比使用兽骨、金石等材料方便,但要记录比较长的文件,尤其是书写一部著作时,也还是显得笨重。相传秦始皇每天要批阅 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公文。西汉时东方朔有一次给汉武帝上书,用竹简写的奏折是由两个壮士抬进皇宫的。“汗牛充栋”这句成语就形象地道出了用竹简记录文字的种种不便:竹简太沉重,在运输时拉车的牛累出了汗;体积太大,以至把整个房间都装满了。此外,阅读书写在青绿色竹简上的墨迹,也远不如后代的白纸黑字清晰悦目。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看完东方朔那篇奏折的。因此,在大量使用竹简的同时,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另外一种更轻便的文字载体了,那就是缣帛。
使用缣帛的历史可以追朔到春秋时期。《晏子春秋》记载:“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齐桓公和管仲都是春秋时期的人,可见最迟在春秋时期缣帛就已经用来书写汉字了。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韩非子·安危》中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
现存最早的帛书是1934年在长沙楚墓中发掘出来的,即著名的“楚缯书”,经考古学家鉴定,它是战国时期楚国人书写的。(图一)
图一 楚缯书 (经红外线处理,较旧描摹本多显出不少字)
用作书写材料的缣帛几乎具备了纸的所有优良特性:便于书写、携带和长期保存:表面洁白,字迹清晰。所有这些都是以往的金石材料、竹简所不能比拟的。但缣帛价格昂贵,难以普及,因而一般只用来记录重要的、经过刊定的文献,或给用竹简书写的书籍配插图。据《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风俗通》,汉朝刘向校书时,“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即先在竹简上打草稿,定稿后再抄写到缣帛上。
缣帛的种种优良特性为文字载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其昂贵的价格又促使人们进一步寻求原材料来源更丰富、价格更便宜的替代物。纸就是沿着这一定势发展的产物。
早在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尝试用各种原料造纸,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絮纸和麻纸。絮纸是用制作缣帛的下脚料制成的,把制作缣帛剩下的丝絮粘在竹帘上,晒干后剥下来,再加工成絮纸。最著名的絮纸是汉武帝时的“赫蹄书”,它是一种轻薄而小巧的书写用纸。但这种絮纸的原材料来源仍然有限,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麻纸是世界上最早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它是以单一的大麻韧皮纤维为原料制成的。现存最早的麻纸是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的“灞桥纸”。其制作年代大致是西汉初年。麻纸的原料来源是十分丰富的,它的出现也为造纸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但这种用单一原料制造的纸很粗糙,韧性也比较差,并且不便于书写。历次发现的西汉麻纸多不见字迹,正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便于书写的纸是东汉末年由蔡伦创造出来的。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 (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 ‘蔡侯纸’”。蔡伦所造的“蔡侯纸”,不仅物理性能和缣帛接近,而且由于原材料丰富,可以大量制造,因而很快就普及开来,正如《后汉书·蔡伦传》中所说的那样,“自是莫不从用焉”。东晋时期,纸彻底淘汰了竹简和缣帛,成为最主要的汉字载体。晋安帝元兴元年,桓玄颁布了废除竹简的法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最终给其他文字载体的使用画了一个句号。
蔡伦造的纸不仅盛行于中国本土,还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三世纪传到越南和中亚,四世纪传到朝鲜,五世纪传至日本,七世纪传到印度,八世纪传到西亚,十世纪传到非洲,十二世纪传到欧洲。纸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 “四大发明”之一。
东汉以后,中国的造纸术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造纸的原料不断更新,纸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如晋朝用藤皮造的藤纸,唐朝用青檀树皮造的宣纸,北宋用竹子造的竹纸。同时,纸的质量也迅速提高,产生了一些极负盛名的纸。据张怀瓘《书断》记载,比蔡伦年代稍晚的左伯(字子邑)所造的纸就已经具备了细、软、匀、薄的特点,博得时人“子邑之纸,妍妙辉光”的赞誉。唐朝后期,更出现了众多的名纸,如宣州的宣纸、硬黄纸,扬州的六合笺.韶州的竹笺和临川的薄滑纸等,尤其以宣纸和硬黄纸最为著名。宣纸细密柔软、光亮洁白、韧而不脆、耐热耐光、而且不易蛀蚀,不仅因为宜书宜画而饮誉中外,还有“千年寿纸”美誉。硬黄纸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纸,其加工方法是:先把纸用黄蘖汁浸染,再均匀地涂上黄蜡。这种纸黄艳而硬韧,防潮防蠹,久存不朽,极为名贵。唐朝人多用来抄写经典或摹拓碑帖。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唐人摹王羲之《上虞帖》就是用硬黄纸书写的。南唐的澄心堂纸在历史上也很著名,元朝人鲜于枢在《笺纸谱》中称赞它“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
磁光文字载体的发展
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字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大部头的著作也越来越多。记录这些鸿篇巨制的著述,即使用最小的字体,最轻薄的纸张,也仍然不免有卷帙浩繁的嗟叹。
现代磁光记录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字载体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字信息载体,即磁光信息存储介质。这种存储介质并不直接记录文字的形体,而是通过用电磁和激光在特制的材料上“写”由断或通组成的文字代码来达到记录文字的目的。这就完全抛开了传统的利用笔墨在载体直接书写文字形体的模式。现在应用的磁光存储介质主要有芯片、磁盘、磁带和光盘。其工作原理如下图:
如图所示,在磁盘等磁光存储介质上书写汉字信息首先要为每一个汉字编制一个代码,即将汉字的某种属性编成代码,然后在输入设备上输入这种代码,机器就自动把这些代码转换为磁光信号断与通的组合值并以此形式“书写”在的磁盘或光盘上。阅读时,只需把记录汉字信息的存储介质放入输出设备中,通过简单的指令即可由机器自动解码,并在屏幕上显示出还原的汉字,也可以由印字设备直接把汉字打印出来。
这种文字信息载体的突出优点是存储量大、重量轻、便于携带、传输和长久保存。在宽才数寸、厚仅如纸的磁盘或光盘上,可以“写下”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个汉字。例如,一片直径5. 25英寸,容量为360KB,重量只有几十克的普通磁盘,可以“写下”20多万个汉字,而一片同样尺寸、重量的光盘所能记录的汉字数量则是普通磁盘的一千倍。在光盘上即使存储《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的巨著也还有很多剩余空间。记录在这种载体上的文字信息可以通过网络迅速地传输到世界各地,目前大数据量的信息传输也主要依赖这种载体。此外,磁光存储介质所记录的文本在修改、编辑等方面也非常方便快捷。它代表着未来文字载体发展的趋势,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纵观汉字载体的演变历程,一方面是不同类型的文字载体更新替代,由甲骨文、金石材料逐渐过渡到竹简、缣帛,最后到纸张和磁光存储介质。另一方面,各类载体本身也在不断改进。书写方式越来越简便,载体本身日趋轻便、耐久。历代名纸之所以不同凡响,主要因为在这些方面十分出色,现代磁光记录技术的发展也是在这些方面不断完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