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字与汉语③

    (一)汉字与汉语 :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这就是:长久的,互利的,谐调的。
1.汉字与汉语的一致性和适应性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是从汉字纪录汉语开始的。汉语的历史与汉民族的历史同样长久。有了汉字以后,我们才得以认识汉语的历史面貌。殷商时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当时的汉语面貌在甲骨文中有所反映。例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卜辞通纂》375)
与中国文明史同久的汉字,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世界上从未中断使用,既古老,又年轻的文字。汉字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生命力,这几乎是一个人人所关注的问题。一个最合理的答案当然只能是:汉字是最适合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与汉语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又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可以说,汉字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文字。
一致性
汉语是以单音节表示语义单位的语言。古代汉语中绝大多数词只包含一个音节,即一个音节表示一个词。如huā,cǎo,shù,mù四个音节分别表示花、草、树、木四个词。现代汉语中绝大多数词包含两个音节,如shùmù(树木),但一个音节仍然表示一个语素。音节和音节之间的界限十分清晰。音节可以自由灵活地组合以适应表示各种语义单位的需要。方块汉字与汉语单音节表示语义单位的特点完全一致。古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字,一个字既表示 一个音节,又表示一个词。现代汉语一般由两个字表示 一个词,但一个字仍表示一个语素。字和字的界限也就是音节和音节的界限,而且也十分清晰。字作为记录词的符号,也可自由灵活地组成各种语义单位。汉字和汉语的这种高度一致性,往往容易使人忘记汉字仅仅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所表示的意义是它所记录的词的意义,而误把汉字看成是可以脱离汉语而独立表示意义。如有的文字学家认为:“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他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 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第1期)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如果不懂汉语肯定读不懂汉字。但是这番话正好说明了汉字和汉语的高度一致性,以致使人误以为汉字和汉语的区别,仅仅是“看”和“读”的区别。看的时候是汉字,而不是由汉字所记录的汉语,只有读出声来时,“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
适应性
汉字在记录汉语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适应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点是表现为对汉语众多方言的适应性,一点是表现为对汉语古今语音变化的适应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方言十分复杂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历代政治中心因建都或迁都而发生变化,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必然会有互相交替而升降的情况。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共同语标准音的变化。如果要求汉字像音素文字那样,随着基础方言的变化而变化,根本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方言实在太复杂,大方言区里还有小方言区,小方言区里还存在更小的小区。中国方言区语音的差别,比东欧讲斯拉夫语的各个国家的差别还要大。从俄罗斯到南斯拉夫,彼此语言都能相通,而从北京到上海,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要解决我国方言复杂这个矛盾,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制定出一套富有弹性的文字系统。我们祖先所创造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汉字,看来就是这样一套最适合各方言区使用的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一个汉字虽然表示一个音节,但是这个音节如同 一个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游动的坐标。平时,各方言区的人可以用自己的方音来读汉字。与其他方言区的人交往时,只要各自向基础方言的语音坐标靠近,即可彼此沟通,互相通晓。因此,除了基础方言区的人以外,大家所说的共同语,一般都是南腔北调,带有方言色彩的蓝青官话。中国这么大,蓝青官话还不见得人人能说。连蓝青官话都不会说的人之间要进行交流,就只有直接求助于汉字了。
汉字还能适应汉语古今语音变化的需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文字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距离。音素文字由于符号所表示的是音素,很难适应语音的不断变化。当文字和语言的距离日益扩大时,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文字掩盖了语言的面貌”,某些音素符号与口语完全脱离: 一种结果是“文字越是不是表示它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越是增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6页,商务,1985)。这两种结果必然导致文字产生畸形的现象,以致“现代的英国人、美国人看六百年前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诗,据说有点像看外国诗”(李荣《汉字的演变与汉字的将来》,《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汉字则有适应汉语变化的能力。它的形符能提示词义的类属,它的声符是宽式的语音坐标,兼容今音和古语。现代中国人阅读 一千多年前的诗,甚至二千多年前的诗,也不会有生疏之感。如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之一: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 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虽然距今已约有一千六七百年,但读起来仍然朗朗上口,熟悉可亲。如果这首诗不是用汉字记录,而是用音素文字记录,现代中国人阅读时,不仅会“有点像看外国诗”,而且很可能完全不知所云。现代中国人读古诗所产生的亲切之感,可能是使用音素文字地区的人难以理解的。汉字缩小了方言的差距,缩短了古今汉语的差距距,充当了纵横近万里,上下几千年的联系纽带。中华儿女一看到汉字,就倍加亲切,就会产生一种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历史的认同感。
2.汉字与汉语的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
汉字不仅仅是消极地适应汉语的变化,而且还对完善汉语的表达,促进汉语健康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汉字完善汉语的表达
汉字是方块字,它给人的视觉形象比汉语给人的音响形象更鲜明强烈,清晰持久,且可容纳更多的信息量。就古代汉语来说,绝大多数汉字,一个字就表示一个词的意思。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字,一个字所传递的信息量,相当于一个词组的信息量。如《论语·先进》:“子畏于匡,颜渊后。”邢昺释“后”为“在后方至”。《左传·文公十三年》:“吾与之先。”孔颖达释“先”为“先行”。“后”、“先”既表示行为,又表示行为发生的时间,相当于一个词组的信息量。因此,汉字在记录汉语时,往往具有简明的特点。如《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汉英词典》英译为:
Know The enemy and know yourself,and you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 no danger of defeat.
“抠字眼儿”,这是现代汉语常用的一个口语词,四个汉字实际上只有三个音节,《汉英字典》英译为: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shades of meanin g of words.
由于方块汉字具有鲜明形象、清晰持久、信息量大等特点,它在记录汉语的同时,还起着净化汉语的作用。经过汉字净化的汉语书面语言,一般都比较完整简练,有的还可能非常优美。生动优美的书面语言给人以鲜明的视觉形象,且具有持久的保存价值,往往被奉为典范,可供人随时欣赏和反复学习。这种欣赏和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规范、纯洁口语的过程。
汉字由于几千年来连续使用,为汉语保存了大量词汇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手段,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语库。现代汉语的语库中就融入了大量的古词古语。不少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地道的现代汉语,实际是从先秦的汉语语库中吸取来的。如见于《诗经》的“教诲”(《小宛》)、“颠倒”(《东方未明》)、“婚姻”(《我行其野》)、“流亡”(《召旻》)、“沸腾”(《 十月之交》)、“辗转”(《关雎》)、“安息”(《小明》)等;见于《庄子》的“宇宙”(《知北游》)、“壮丽”、“勇敢”(《列御寇》)、“事业”(《骈拇》)、“盗窃”(《则阳》)等;见于《韩非子》的“反复”(《说林下》)、“法令”(《和氏》)、“法律”(《饰邪》)、“国家”(《安危》)、“暴乱”(《奸劫弑臣》)等;还有一些目前习用的语汇,如“宾至如归”(《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水深火热”(《孟子 ·离娄上》)、“朝三暮四”(《庄子·齐物论》)、“移风易俗”(《荀子·乐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礼记·祭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权修》)、“树欲静而风不止”(《韩诗外传》卷九)等,虽然距今已二千余年,但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语或书面语言中,不能不归功于汉字。现代汉语无比丰富的语库中,绝大部分都是依靠汉字记录而积累起来的历史词汇。
汉语促进汉字健康发展
汉语对汉字的健康发展也起着促进作用。汉字是音意文字,与其他文字一样,一个字一般都有固定的读音。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度表现出脱离表意的纯音节化倾向,即一个汉字纯粹表示一个音节,与词的意义没有固定的联系。早在甲骨文时期,文字通假的现象就已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现了一些形体简单,构形不明,类似音节符号的字。如甲骨文中有一个“閒”字,形体与篆文“之”有些类似。后经深入研究,发现这个字可以表示“又”、“有”、“佑”、“侑”和连词“与”、“和”等多种意义,但又无从确定是哪个意义的本字。到了春秋战国以至两汉时期,汉字音节化的倾向有日益发展的趋势。不少常用的汉字,往往被当作音节符号来使用。这些当成音节符号的字,传统训诂学称之为通假字。当时,写通假字几乎成了人们的普遍习惯。如强盛的“强”,按《说文》的解释来看,本字应该是“彊”。可是今本《孟子》中“强”、“彊”并用,本字“彊”只用了1次,借字“强”却用了11次。《荀子》中也“强”、“彊”并用,“彊”用了56次,“强”用了34次。《史记》中也是本字借字并用。如早晨的“早”,“早”是本字,“蚤”是借字,借字“蚤”用了63次,本字“早”才用了35次。“隙”的本义是缝隙,可引申为怨隙、仇隙。《史记》用作本义3次,用作引申义12次,用作引申义时写作“郄”字11次,写作“郤”字1次。这种音节化的倾向,不仅表现为本字借字一对一固定的并用,而且还表现为一个借字兼表儿个本字或一个本字可由几个借字表示。如“蚤”,既可通假为“早”,又可通假为“爪”;“隙”,既可写作借字“郄”,又可写作借字“郤”。《说文通训定声》是研究《说文》的专著之 一。这部书的最大长处就是辨明本字和借字。它的编排体例是先列《说文》的本字本训,然后依次列“转注”、“假借”等项目。在《说文》的本字下,几乎都列有“假借”这一项目。一个字除用作本字外,还用作借字,一般都兼通两三个别的本字,兼通三个以上本字的为数也不少。由此可见,这段历史时期,字无定词,词无定字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这种混乱状况势必会与它所记录的汉语产生矛盾,同时也危及兼表音义的汉字系统的本身。汉语是以单音节表示语义单位的语言,它要求 一个汉字不仅表示词的音节,而且还表示词的意义,应该词有定字,字有定词。汉字的发展必须适应汉语这个固有的特点。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纯音节化倾向,显然背离了汉语对汉字的要求。汉语积极要求汉字停止纯音节化的倾向,同时也积极要求汉字完善自己的形体结构。《说文》正是适应汉语的要求应运而生的。《说文》对已有的文字进行整理,收录九千余字,使字有定词,词有定字,并完善了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系统。“《说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陈澧《东塾读书记·小学》),从而基本上遏制了“经传往往假借”(王引之《经义述闻叙》),“汉人通借繁多”(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的混乱状况。应该看到,这股巨大的推动力量来自汉语本身。
3.汉字和语音、词汇、语法
汉字和汉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汉字和语音
汉字属音意文字,即词符和音节并用的文字。汉字的音节由声、韵、调构成。汉字的声旁表示一个音节。因此、汉字的谐声偏旁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上古的语音系统,是我们研究上古语音的珍贵资料。早在宋代就有人注意到汉字的谐声偏旁和语音的密切关系。 徐蕆为吴棫的《韵补》所写的序中说:“殊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清人江永等常常利用谐声偏旁研究古韵。但全面系统地依据《说文》中的谐声偏旁研究古韵的首推清儒段玉裁。他在《六书音均表》中一再提到“同声必同部”,“谐声者必同部”,并在全面分析《说文》一千五百零八个谐声偏旁的基础上,归纳出十七个韵部。这十七个韵部是:之、宵、幽、侯、鱼、蒸、侵、谈、东、阳、耕、真、文、元、脂、支、歌,其中之、幽、鱼、侵、谈、真、脂、攴等韵含入声韵。约比段玉裁晚半个世纪的朱骏声,在他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中,“舍形取声”,分析出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声旁(《说文通训定声·凡例》),归并为十八部。(段玉裁和朱骏声,两人对声旁的处理有所不同。段以《说文》的声符为依据,如把“之、寺、时、蚩、市、事”看成是六个声旁;朱则把“之”看成是这些声旁之母,只列一个“之”。)朱骏声多出的一部“泰”,是从段玉裁的“脂”部中的去声韵和入声韵分出来的。王力先生也“认为谐声偏旁与上古韵部的关系实在是非常密切的”。他也作了“一个谐声表,以偏旁之见于诗者为准”(《汉语音韵》180—181页)。他从763个谐声偏旁中归纳出29个韵部。它们是:之部、职部、蒸部、幽部、觉部、宵部、药部、侯部、屋部、东部、鱼部、铎部、阳部、支部、锡部、耕部、歌部、月部、元部、脂部、质部、真部、微部、物部、文部、缉部、侵部、叶部、谈部。这种用谐声偏旁归纳出来的韵部,与从《诗经》用韵中归纳出来的韵部,除少数散字外,是一致的。
汉字的谐声偏旁也是研究声母的重要材料。清代学者利用谐声偏旁研究上古韵部是很有成绩的,但是对谐声偏旁研究上古声母系统的价值,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本世纪初叶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注意到汉字的谐声偏旁与声母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从《康熙字典》中选出一万二千个字作为分析声母的依据。但可惜他所用的材料缺乏时代性,结论的可靠性就大受影响。较早重视利用谐声偏旁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的是董同龢。他认为,谐声偏旁数量很多,收集容易,是全面观察上古声母的最好材料。相形之下,前人采用的假借、异文、读如、声训等手段,只具有补充的价值了。
上古声调的情况比较复杂,连有几个调类的看法也还不一致,还不见利用谐声偏旁研究上古声调的专著。但是可以肯定,谐声偏旁与声调也是有关系的。如代表中古语音的《切韵》音系,其中以-p为韵尾的入声调,谐声偏旁为十、习、合、立、甲……等;以-t为韵尾的入声调,谐声偏旁为失、必、吉、血、月、末……等;以-k为韵尾的入声调,谐声偏旁为不、力、直、竹、卓、勺……等。他如从“甘”得声的字,一般都是平声调,有个别是去声调,而没有上声调和入声调;从“贵”得声的一般都是去声调,而没有平声调、上声调和入声调。
由于语音不断发展,而文字形式相对稳定,在现代汉语里,谐声偏旁和语音的联系已不是十分密切了。字读半边,读错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但是,汉字的谐声偏旁仍与语音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如从巴、皮、曼、马、蒙得声的字,一般都是双唇音;从旦、东、了、同、大、匋、典、田等得声的,一般都是舌尖音:等。韵母也是如此。从巴得声的字,韵母一般都是[a];从曼得声的字,韵母一般都是[an];等。谐声偏旁与声调的联系要松散一些,但是仍然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匋得声的字,只有阳平调,而没有阴平、上声、去声等声调。值得注意的是,经有的同志研究,汉字的谐声偏旁至今仍有大约0.5左右的预示力,“即认识一个生字(形声字)读正确的可能性”约“有 一半”(尹斌庸:《关于汉字评价的几个问题》、《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汉字和词汇
汉字和词汇的关系是汉字和汉语关系中最密切的部分。在古代汉语中,绝大部分汉字,一个字相当于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虽然复音词占优势,一般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记录 一个词,一个字 一般只相当于一个语素 ,但是人们仍习惯于把词称做字,把字当作词。正是由于汉字和汉语中的词这种特殊密切的关系,从古代汉语的观点来看,可以把汉字称为词符文字;从现代汉语的观点来看,可以把汉字称为语素文字。汉字和词的具体关系,可以从汉字与词的结构和汉字结构与词两方面来看。汉字与词的结构,两者的关系,一般可分四种情况:
(1)词字。一个字表示汉语里的 一个单音词,如天、好、来等。
(2)词素字。一个字表示汉语里的一个词素,不能单独使用,可用来构词(合成词),如基、巩、失等。(引述者按:如果从字和词的结构来看,词素字还可包括语素字,即虽能单独使用,但在合成词中只相当于一个语素。如“成功”中的“成”、“功”等。)
(3)半词字。两个字合起来表示 一个单纯词,如蜘蛛、蝴蝶、葡萄、蜿蜒、踌躇等。
(4)组词字。一个字表示 一个复音词,如 (海里)、时(英寸)、瓩(千瓦)、圕(图书馆)等(曹先擢:《汉字的表意性和汉字简化》,见《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文集》)。
汉字结构与词,两者的关系,一般可分两种情况: 一是独体字和词,一是合体字和词。独体字的形体和词义一般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如“口”字,象人张着口的形状;“刃”字在刀曰上加一符号,表示刀锋所在,等。合体字中有一小部分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表意的形符组成,习称会意字。如“信”,由“人、言”两个意符组成,表示真实;“祭”,由又、(肉)、示三个意符组成,表示拿着酒肉祭祀。但合体字中绝大部分是形声字。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形符与词的关系 一般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区别作用,一方面有提示作用。汉语中的同音词很多,汉字的形符有区别同音词词义的作用。如同是从仓得声,声、韵、调都相同的“舱(船舱)”、“伧(粗野)”、“沧(暗绿色)、“苍(青色)”、“鸧(鸧鹒)”(《现代汉语词典》),它们各自的意义,用文字记录下来时,主要靠形符来区别。形符的另 一种区别作用是,区别古字和今字。汉字在发展中产生相当数量的古今字,今字绝大多数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构成。如受授、然燃、虚墟、匡筐、莫暮、止趾、写泻、益溢,禽擒、牙芽等。为分担古字的意义而新造的今字,主要靠新增加的形符来区别。因此,古今字又称分别字或区别字。古今字中的古字多数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增加形符后 一般被看作是形声字。总的来看,汉字的形符在汉字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新孳生的汉字,如上述的古今字,多为在原有的字形上增加形符构成。汉字中形符叠床架屋的不少,而声符类似情况则少见。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也是如此。如表示化学元素的“氧”字,早期写作“养”;“氢”字,早期写作“轻”。现在都改为突出形符的形声字。汉字形符还有提示词义属类的作用。如从“扌 ”的字,提示该字所表示的词义与手的行为有关;从“木”的字,提示该字所表示的词义与树木或木材有关。汉字与形符由于有这种提示作用,能帮助辨识和理解词义,成为新造汉字常用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声符和词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声符只是记录词的语音,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由于汉字的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形声字,声符所记录的语音实际上是根词的语音。同 一声符的字,往往是同一根词的词。如伦、论、沦、纶、轮等字,其中的“仑”,看起来是声符,实际上是一个根词。“仑”,表示有条理的意思,从仑得声的字,都与“仑”的意义有关。“伦”,表示长幼有序,有伦理;“论”,表示说话循理,有条理;“沦”,表示水面因微风吹动而依次展开的波纹;“纶”,表示织成辫状条理分明的绶带;“轮”,表示条辐顺次相对的车轮(与“辁”相对)。表示同一根词的声符,有时候可能不止一个,但是不同声符所表示的语音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就可借助表示同 一根词的不同声符,看到它们在意义上的联系。如空、竅、穅、罄、��、窠等字,“空”的声符是“工”,“竅”的声符是“敫”、“穅”的声符是“康”,“罄”的声符是“殸”,“��”的声符是“巠” 、“窠”的声符是“果”,声符虽然不同,但是所表示的语音则是相近的,声母都是[k‘],韵母的主要元音相近,词义都含有中空的意思,《说文》:“空,竅也。”“竅,空也。”“穅,谷皮也。”(段注:穅之言空也,空其中以含米也)。 “罄,器中空也。”“��,空也。”“窠,空也。”据此,我们可以确定这组不同声符所记录的根词,应该是空。
汉字和语法
汉字和语法的关系虽然没有与语音、词汇的关系那么密切,但也决不是毫不相干的。只是有的关系直接一些,有的关系间接一些。词性是词的语法分类。汉语词类的划分,至今仍是 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但是,部分汉字的形符对辨别词性有提示作用。如形符为扌 、走、攴、见等的字,多为动词;形符为木、竹、虫、鱼等的字,多为名词。有些字在造字的时候就隐含着所记录的词的语法功能。如《史记·黥布列传》:“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洗”字,甲骨文写作,象用水洗脚。 《说文》:“洗、洒足也。”“洗”的字形就包含着宾语“足”。《左传·襄公十九年》:“宣子盥而抚之曰。”“盥”字,甲骨文写作 ,象用水冲洗手,下面有 个盆接着。《说文》:“盥,澡手也。”“盥”的字形隐含着宾语“手”。上面是说明汉字的形体结构和语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汉字和语法的关系主要还是间接的,是通过汉字所记录的词来实现的。汉字和词的高度一致性为汉语语法的灵活性提供了方便。如汉语两个动词连用(后 一动词为不及物动词)或动词、形容词连用,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语法结构——动补结构。如弄坏、推倒、延长、缩短。王力先生认为,这种语法结构不仅特别,而且是汉语语法的 一大进步。因为这种结构“可以用最经济的语言去表示某 一行为的Cause-effect(按:指原因和结果)两方面”,而且“可以借来表示情貌(aspect),如‘大闹起来’表示 一种开始貌;‘再闹下去’表示一种继续貌。‘说过’、‘做好’都可以表示一种完全貌,不过‘过’字同时表示阅历或经验,‘好’字同时表示结果或成就罢了”。动补结构在动、补之间,还可插进“不”、“得”等词,十分灵活,而且动词“本身可以表示方法上的变化,例如‘缩短’之外还可以有‘删短’、‘割短’、‘削短’等,‘放大’之外还可以有‘加大’、‘扩大’、‘吹大’等,‘录入’之外还有‘放入’、‘推入’等,‘拿开’之外还有‘推开’、‘岔开’等。”“比之西洋的Causative只表示一个简单的概念,当然显得有更多的花样了”(《中国语法理论》第135—136页)。汉语语法这种灵活多变的动补结构,是从西汉开始兴盛起来的。方块汉字不仅适应了动补结构可分可合的需要,而且在文字形式上显示了这种结构功能的多样化,并为记录、巩固和发展这种结构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词序是汉语构词或造句的重要语法手段,基本上是同样的词可以通过变换词序组成不同的句子结构。如《战国策·赵策四》:“斩李牧,废司马尚”,是个主动句;《史记·赵世家》为“李牧诛,司马尚免”,通过变换词序,变主动句为被动句。现代汉语里词序的变换更为灵活。如“读死书”,是动·宾结构,“死”修饰名词“书”,充当定语;“死读书”,是状·动·宾结构,“死”修饰动词“读”,充当状语;“读书死”,是主·谓结构,“死”充当谓语。汉字由于和词或语素的高度一致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汉语语法的这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