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字与女书③

    (三)汉字与女书 : 这个题目应为“女书汉字与方块汉字”,因为不管历史上如何,从目前来看,女书也是一种汉字,是 一种不同于方块汉字的异形汉字。
女书,严格讲应称“女字”,即妇女文字,是 一套奇特的汉字。它不仅符号形体奇特,记录的语言奇特,标记语言的手段奇特,流行的地区、社会功能、传承历史也很奇特。女书在中国湘南江永县潇水流域已经流传很久了,至今仍在一些高龄妇女中使用。女书虽然还是一种活文字,但已濒临灭亡。仅存的几位女书老人近年来相继去世。女书是当地妇女专用的文字符号(她们称方块汉字为男字),男人们不认识也不过问。据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几十万字女书原件资料来看,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000多个,其中每个人常用字有700个左右,基本上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当地语言。
女书是一种汉语方言文字。这里所说的方言文字有两个含义: 一为女书是地域方言土语文字,一为女书是社会群体性别文字。再加上神秘的生存环境及难寻的渊源背景,女书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种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女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女书字是一种异形汉字;二,女书字是一种表音文字;三,女书字是一种女性文字。下面分别从女书自身文字体系和外部文化环境的各个因素各个角度来考察。
1.女书是一种异形汉字
说女书是汉字,是指它的自然属性。这需要从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群的民族属性以及这种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属性两方面来考察。
女书流行的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今属零陵地区。位于涓涓潇水之头、巍巍五岭怀抱之中。东望九嶷山,南接萌渚岭,西北依傍都庞岭,与广西、广东皆一山之隔,为湘桂粤交壤之地。近些年来文物普查中,该地区的战国墓葬群出土有楚越器物。江永境内在上江圩浩塘山、城关附近白塔山和层岩、井边羊岩山、大远、桃川等地,发现新石器时期、夏商周遗址及出土的石器、陶片等。说明很早这一带便有先民活动。都庞岭东麓的大远乡、上江圩乡以及桃川的龙虎关等处的汉墓群中挖掘出不少汉代的兵器、墓葬砖、陶器等。这里战国时为南楚边陲,秦代属长沙郡、桂林郡交界。汉时江永西南部属苍梧郡的谢沐县,东北属零陵郡的营浦县,隋合并为永阳县,唐名永明县,至1955年改为江永县。相传舜灭三苗,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史记·五帝本纪》),今有舜庙。又传秦统一天下,曾遣王翦降百越军都庞,今有将军岭。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舆地图》和《军阵图》,正是为抵御秦末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侵扰等而描绘的都庞岭、九嶷山、深水(潇水)流域,包括江永、江华、蓝山、道县、宁远一带的军事地图,其战区指挥部即设在与江永毗邻的今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境内留下的诸多汉墓内很可能就是这些军屯者的遗骨。1986年笔者目睹上江圩一座新建的房屋,竟完全是其主人从岭上背下来的汉墓砖砌起来的。出上的文物中还有隋唐及后来宋元明清的陶瓷制品和铁器,其中有的富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自古以来,这里被认为是南蛮之地。史籍多有记载,如“零陵蛮入长沙”(《后汉书·南蛮传》)、“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梁书·张缵传》)。《永明县志》(清道光重修)云:“永明毗楚粤,辖民瑶。”这里曾是南蛮、莫瑶、民瑶活跃地区。宋元以来官兵多次来此平蛮擒瑶,使瑶、苗等少数民族四处迁逃。如南宋文天祥曾率军到这一带镇压瑶民起义。元大德年间,大远乡原千家峒故地的瑶民曾抗官被迫迁离到九嶷、道县以至广东、广西,有的散移隐居江永境内。明洪武年间朝廷建枇杷所城、桃川所城驻军镇抚瑶民。据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上江圩一带居住的许多瑶民被赶走,仅留谭、罗、唐、吴、卢等姓。这里至今有着浓厚的瑶族意识和习俗,如不少氏族保留对狗的崇拜,祭盘王,不吃狗肉,斗牛,哭嫁,唱歌堂,不落夫家,打花带,吹芦笙,跳长鼓舞等。前不久,笔者曾在河渊村 一座颓败的盘古庙(当地老人讲过去叫盘王庙)的泥土里找到一块残碑,上面刻有人面狗头图案,与同碑上的汉族人马明显不同。另一块石轮碑上刻着“何姓明万历三年十月十九日吉立”。而在女书流行地区的几个大姓氏族如义、欧、唐、胡、卢、阳、何、高等,据他们的家谱、族谱及老辈人口碑传说中,都说是唐宋元明时期从山东、山西、江西、广西、福建、四川等地迁来的。如上江圩浮桥头村后一块唐代墓碑记载欧姓唐时已在此居住,他们自称来自九嶷山宁远。周姓自称唐代来此,为二十四洪之后,祖籍山东。族谱云,葛覃义姓祖居山东平原郡,宋时任营道令迁此。夏湾唐姓祖籍太原,很早迁至千家峒,元代官兵进剿时逃出,明洪武年间定居上江圩。这里虽地处远乡僻壤却又是山青水秀的教化之乡。柳宗元肆情于永州之野,周敦颐沉思于濂溪之畔。早在唐朝,这里就建学官、办县学。宋时又设立了桃溪书院、顾尚书书院、濂溪书院、允山书院等。清末还建了三所高等小学堂及官立师范馆等。这里里邑聚居,到处可见明清乃至更早些的雕梁画柱、戏台庙堂。历来男耕女织、妇女裹脚坐绣楼,是典型的汉族生产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女书流行地区既处崇山峻岭,偏僻闭塞为历代朝廷发配流放之地、移民避难落脚之乡;又有随官军与内地文化交通的悠久历史。这里是湘桂通道。传说黄巢兵败于白塔山下自刎化石;太平天国的部队涉足此地,在下层铺等处留下墓碑;日本军队和飞机也曾在此肆虐,留下灾难。这里是历史的一池活水。楚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移植、融合,有流失,有沉淀。瑶区汉化、汉人瑶化。因此使用女书的人群的族属比较复杂,但基本是汉族。
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近几年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湘南、桂北、粤西北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地区的汉语土话。三十年代,赵元任、丁声树等调查了湖南75个县的方言,后整理成《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年台湾出版),报告中提到江永一带除湘方言之外,还另有一种土话,但没做具体调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湖南省教育厅委托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调查87个县,由彭秀模、曾少达等整理成《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1960年出石印本),也提到这一带除了湘方言之外还有另一种土话,但只记了江永县以东的嘉禾、蓝山两地的土话,归入赣客方言区。对江永一带土话则没有调查研究。最近一些学者开始注意调查研究这一带的土话。
江永县的语言状况较复杂,大致有三种:西南官话、土话和瑶语,彼此不能通话。官话全县通用,土话在平原地区的汉族和平地瑶中流行,瑶语(勉话)在山区的过山瑶中使用。江永土话内部又很复杂,如沿桃水、消(潇)水流域又有桃川话、消(潇)江话之分。各乡、村,有的仅一溪之隔说话就不太一样,当然大同小异。如“我”有tsl21、tiɛ21、ɔ2¹、ti35、u21、²¹、ɔ21、iɛ3¹等十几种说法,“你”有iə21、na21 、ei21、i2¹、a5⁵等十几种说法。 陈瑾、黄雪贞、赵丽明、谢志民、陈其光等语言学者分别对锦江、城关、普美、高家、白水等地的话进行了音位系统的调查分析。一般有20或21个声母(包括零声母),30几个韵母,5至7个声调,400左右个音节,与中古音有某些对应规律。在语音、词汇上都保留古代汉语的一些特征。也有些南方少数民族的某些成分。现已基本认定这是一种汉语方言土话。其特点主要有:
(1)古全浊声母现都读清音不送气。如p-母还有来自中古音的并母,朋彭蓬凭贫均作pai⁴¹、旁盘pa41、皮排po41,以及少数奉母,浮pau41 。t-母还有来自中古定母,田ta41、藤tai⁴¹、唐童ta⁴¹。 (为与《中国女书集成》统一标音,本文采用白水音。下同)
(2)轻唇音字多读重唇音。如非母字有的读p-,风pai⁴⁴、放pa²¹。 微母字有的读m-:尾mo2¹、闻mai⁴1 、 问mai³³、亡芒ma41、网ma21。
(3)舌头(知彻澄娘声纽)、舌上(端透定泥声纽)字很多读半舌音1-声母,即1-母不仅来自中古来母:来lo⁴¹、兰loi⁴¹、礼ləi²¹、龙lia41;而且大量来自端母:带lo²¹、东lai4⁴、短la35、担lo21、答lu5⁵、低lai4⁴、斗lau2¹ ;偶而来自定母:队liə21;还有来自知母:知la4⁴、猪liəu44、竹liou⁴⁴;少量来自精母:些lai²¹、餐liə21。
(4)分尖团。凡精母为尖音ts、tsh、s,见母为团音t、th、o,如:

(5)分照二、照三。照二字归精组字,照三字归见组字,这在一般方言中是不多见的现象。如:

(6)分n-、1-。这一点与粤客方言相似,而湘赣方言不分。如:

(7)tʂ-、tʂh、ʂ-与ts-、tsh-、s-无区别,无舌尖后tʂ组字。tʂh组字全部归入ts组或t组字。与中古音对照,则精组、知组、照二组合为ts-、tsh-、s-(但有中tia44、长例外现象),而、、来自照三、见系三、四等。如:

(8)保留古舌根音。 见母二等字,普通话为,土话仍为k-。 如街ko⁴⁴、夹ko5⁵、甲、家加佳、闲xoi⁴¹、鞋xo⁴¹等。
(9)古入声韵尾消失,但古清入声字的声调自成一类(55调),而浊入声字归阴平。
(10)塞音韵尾消失。 如十、六liou³³、七tsha⁵⁵。
(11)中古细音变洪音。如笔pa55、四sa21、里la21、米、集tsa³³、林lai4¹等。
在词汇上保留了一些古汉语词,如:

由于女书记录的语言是汉语方言土语,我们将女书定为汉字。确定女书的自然属性不仅是由于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群的民族属性是汉族,关键在于它所记录的语言属于汉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它的文字自身结构、形体特征上来考察。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的变异,即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再生文字。
经过仔细研究,从几百篇几十万字的女书原始资料中整理出的一千多个基本单字中(包括异体字)可以看出,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女书字占80%强,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仅占20%弱。
女书字的外观形体特征是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其实一点也不同;初视如天书,仔细观察,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女书仿借汉字与其他汉字式的方言字、民族文字不同,不是照搬偏旁构件,重新组合堆砌,而是一种借鉴性的创造,积极地将汉字形体、笔画、构件以及某些可取的造字方法,有机地融于自己的文字体系之中,并力求字形简便易行、力求具有较灵活的标音功能。其借源汉字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1)整个字体借用,改方块体为斜体势。这样的大约有100多个。如图二:
(白)(全)(男)
(日)(丁)(但)

图二

(坤)(下)
其中有的反体斜化,这可与水书和楚铜镜文字等比较,如图三:
(大)(春)(七)
(天)(乔)(夫)

图三

有的是变形后偶合,如图四:
(在)(皂)(油)
(中)(井)(尺)

图四

有的变形后颇有返祖味道,如图五:
(五,同货币文)(八,同甲骨文)
(分,近金文)(母,近甲骨文)
(步,近甲骨文)(见,近甲骨文)

图五

对这类文字有不同看法,即孰先孰后。笔者也曾试图寻找女书与甲骨文等之间的关系。现从整体变异规律来看,这类字似乎同日→ 、田→ 、太→ 一样是方块汉字的变体异形。
有不少简体字,如图六:
(亚)(来)(号)
(双)(变)(圣)

图六

这类文字可以说明女书字形成较晚,至少是在发展中不断吸收方块汉字、逐步完善成体系的。不久前去世的义年华从小跟哥哥认识一些汉字,她在写女书时常临时借用汉字,如“二十元”(应 )。
(2)视而可识,形体稍变,改借汉字者,约有150个左右。如图七:
(昨)(哭)(王)
(作)(女)(你)
(淡)(文)(煎)
(爷)父亲(胆)(有)
(英)(厨)(修)

图七

(3)示而可辨,变异较大、但仍留有所借汉字痕迹者、约有200个左右,如图八:
(羊)(听)(为)
(妾)(去)(鱼)
(连)(光)(合)
(相)(助)(多)
(焦)(祖)(无)

图八

(4)借改汉字或构件作为字基孳乳造字,形成声族(见下节)。
总括以上女书借用改造汉字的方法是:①取其富有特征部分加以保留,例如 (劝)、 (流)、 (郎)、 (当);②将其笔画拉开、断笔或连写而变异,如太→、孔→ 、用→ 、空→ ;③略取所借汉字的轮廓大势,如 (看)、 (边)、(彪)、 (剪),堪称巧妙、简炼;④图案化,显示出女性智慧美,如(北)、 (天)等(在“女书是一种女性文字”一节有专门讨论)。
另外,女书还偶而利用改造过的方块汉字构件,吸收借用了汉字的一些方便易行的形声、会意等造字方法。如图九:

图九

这些极少数的形声、会意造字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有意无意的借鉴,而假借方法的大量运用,却使女书从本质属性上脱离了方块汉字发展阶段,变成了表音文字。
至于那些一时还看不出与方块汉字的关系的一二百个“自制字”,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这样,透过斜体的外观,我们可以看到,女书是方块汉字的移植、异化、改造。方块汉字是女书的故土。女书是一种方块汉字变体。
2.女书是一种表音文字
女书虽然是一种汉字,但在本质属性上却与方块汉字不同。所谓本质属性,是指文字与所记录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即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手段,如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或称语段文字、表词文字、音位文字等,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为音节文字、字母文字、意音文字、形声字等。汉字以形声字为主,每个形声字一半表音一半表义(即形声字的音符、义符),其义符能指示其词(语素)的义类。汉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而女书则不同,经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女书不是表意文字,而是一种表音文字,是一种单音节音符字表音文字。
首先,在文字内部形体结构上,女书字的构件偏旁基本没有表意成分和表义功能。
女书字基本由点和弧线两种笔画组成的,其弧线大都由上至下倾斜书写,没有提、勾、折,没有绝对的横、竖,圆也是由两笔弧线围成,不是一笔圈成的。这种基本笔画特点,在早期女书原件资料中尤为明显。其基本构件如图一○:

图一○

我们可以看出,有的构件是从方块汉字改借而来的,有的则来源不明,具有古朴的原始刻符风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早期陶器上的符号及其他原始文字。其中有的构件就是独体字,有的构件很像汉字的偏旁,但女书已将其改造为自己的构字部件了,如图一一:

图一一

这类例子很多,可以明显看出,即使具有相同构件偏旁的一组字,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系,每个单字也不能从偏旁构件上得到任何意义上的提示,因此我们认为女书字的造字构件没有表意功能,它不是表意文字。相反,我们却发现某些构件或单字带有音符性质,具有表音功能。
其次,以某单字或构件为音符作字基,形成声族是女书孳乳造字的重要手段。
所谓声族,是指两个以上的一组字,含有相同的构件,并以这个构件作为字音纽带。这样的声族女书中大约有一百三十个左右,其中有的一组可达近十个字。如图一
当然有极个别的字族的字基不是音符,如“多”族(见前),则因借汉字类推所致。
第三,用一个字符标记一串同音(近音)的词,这正是女书字的标记语言的主要手段,也是它经济简便之所在。
同样是记录汉语,历史上留下的方块汉字有几万字,《说文》收篆文9353字,《康熙字典》收47035字,最近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共收54723字。就是目前常用字也要数千个。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而女书则用1000左右字便可基本完整地记录一套约有400个音节的汉语方言,就是因为它在形成自己的文字体系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同音假借这种十分经济的手段控制字数的孳乳。无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什么新事物、新的词汇,女书都不需要新造字,如下页图一三。
假借字标记语言这一手段是世界古文字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古汉字、古埃及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以及现在的原始文字中国纳西文字中都有大量的假借字。可以说假借是文字由表意→表音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不少学者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假借在前,形声在后(如罗常培、黎锦熙、钱玄同、魏建功、陈梦家等诸家说)。有人曾统计过甲骨文中的假借字占80%以上(如吉林大学古文字教研室)。汉字发展到表音文字只差一步,然而却转向了形声,采取增加意符形旁的方法来区别假借字(清人王筠称之为“分别文”。当然形声字的来源也有在意符上加声符的,如“星”),有意无意又强化了表意成分,停留在意音文字阶段。似乎令人遗憾没有走世界拼音文字的共同道路。而女书却在“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造字阶段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不仅仅是个别词假借个别字的形体,而是一个形体作为音符字,标记一个音节,记录一串同音词或语素。有时更灵活一些,只要语音相近便可用来标记。与同样记录汉语的数以万计的方块汉字相比,女书用七百左右字便可记录一套汉语方言,其用字之经济足以令人惊叹。这正与女书记录语言的特殊方式有关,即由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图一二

田甜填 电垫殿
士仕是氏市试视赐
忙盲瞒蛮茫蒙
fu21 父妇富副付负贺腐
思诗私斯师尸狮撒丝司施
王圆元原源缘缘园袁完
光岗官肝钢刚甘干缸观疳
tsau35 早藻蚤澡枣
tsou33 走
tsa35 姊姐

图一三

当然,由于女书是一种民间文字,没有经过规范,必然存在一些同形异音字(一字多音)、同音异形(一字多形)和同形异字(一形多字)现象,但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它们不影响女书的基本属性是一种表音的音节文字。
女书虽然属表音文字,却与英文、俄文等音位文字不同。表音文字分音位文字和音节文字两种。音位文字运用表音位的字母(元音字母、辅音字母)及某些附加符号相拼成一个或几个音节标记一个词。而女书不是拼音文字,是直接用一个文字符号表示一个音节标记一个词。
女书与日本假名音节文字也不同。日本假名是字母音节文字,而女书是一种音符字音节文字。日本假名的每个符号只表示音节,这个音节一般不表示意义单位。这是因为日语中的词多半是多音节的,必须由几个音节拼合起来才能表示一个意义单位。而女书所记录的汉语土话的词大都为单音节的,所以女书的文字符号在表示一个音节的同时就间接地表示了一组同音(近音)不同意义的词。附带说一句,在这一点上,女书与彝文的性质比较接近。
正是女书这种记录语言的特殊手段,使女书作为纯表音的音符字音节文字处在文字发展史上的特殊位置。它既不同于汉字的语素音节文字,也不同于日文假名的字母音节文字,而是一种音符字音节文字,即女书界于汉字与日文的中间阶段,填补了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块空白。
女书对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块汉字是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战国的篆文、六国文字发展而来的,它的演变走着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字演变的特殊道路,没有从象形、表意的文字阶段发展到表音文字,而停留在形声即意音文字阶段。对于这种特殊的演变道路,我们过去曾从汉语的特性予以解释。女书字是汉语假借字发展的活标本,它的实践说明,同样是汉语,也可用单纯表音的音符字音节文字来标记。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难舍难弃的灿烂文化遗产,如果将女书提前几千年,汉字发展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
当然方块汉字的功绩是伟大的,它是几千年文明的载体,凝聚、维系了多民族、多方言的中华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尽管对每个方块汉字的标记的词的读音不同,对这个字义的理解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方块汉字基本上还是表意文字,每个字一个音节,同时表示一个定义单位(词或语素),字音由字义去确定当时读音。而女书的字形与词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妇女们是采取出声吟诵的阅读手段,直接将书面符号还原为有声语言,上下文串通意思,来区别同音词,即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一个女书字体所标记的音节表示什么意思。这种阅读形式便与妇女的文化生活有关系了。
3.女书是一种女性文字
以上我们已经考察了女书是某一地区的汉族妇女用来记录当地汉语方言的一种变异汉字。下面我们再进 一步从女书的社会属性的角度来研究。
从社会属性来看,女书与其他文字不同的是,既不是官方文字,也不是宗教文字。女书的使用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通农家妇女。
女书是当地乡村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文化工具、精神伴侣。女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这种妇女专用文字基本用于创作女书作品、记录女歌,一般为七言(也有五言、四言、三言的)诗体唱本。每篇长的可达四五千字,短的只有几十个字。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布面手写本为最庄重、规范的形式,是妇女出嫁时珍贵的馈赠礼物,还可用来夹藏女红用的彩线、花样、剪纸等。一般是先订书、后写字。我们调查时常见到这种自制空白本子以备将来写自传或馈赠亲友。也有先写好后装订的,我们也常见到把字订在装订线里面的和已写好纸夹在缝制好的封皮中待装订成书的。手写本布面线装女书,一般称作“贺三朝书”,约32开大小,装璜、缝制方法基本一样。精制布面共三层,外边是黑布,里子大多是蓝绸缎或蓝布,中间还有一层垫布。装订线图案均为双线回字格纹。上下有红布抱角。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处有一彩条分界,内为纵横经纬布纹,外为斜经纬布纹。最外边有包边沿条。整个封面美观、坚固、厚实。首尾有红纸扉页,内订有十页左右的合页宣纸,但书写字的一般只有三页,其余空白。也有将两三篇贺三朝书合订成一本的。书写款式同中国古代线装书,上下留有天地,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到左。据说原是放在膝盖上用竹篾蘸墨(后用毛笔)写,放在桌子上写是男字的写法。每行10至12字,每面7至8行。每面80至90字。不分段,无标点,只有一个叠字重复号“少”和两个行尾填白记号“0”或“↓”。女书布帕一般为蓝色,也有白、红色,四周绘有装饰图案。有的是绣上去的。扇面文一般依扇折自上而下行文。纸片以红色一尺见方为主,也有其他颜色,大小不定。无论布面手写本、扇面、帕子、纸等常常配有各种花卉图案,显示女性爱美的特征。手写本和扇子为记载女书作品的主要形式。妇女们唱读女书的活动被称做“读纸”、“读扇”。
“读纸”、“读扇”是当地妇女歌堂文化的主要内容。她们经常利用节庆日、串亲戚、结拜姐妹见面等机会进行群体歌堂娱乐活动,形成一种独特的女书文化。女书作品为我们展示了旧制度下农村妇女从少女到出嫁,从婚后到晚年的充满辛酸和憧憬的一幅幅生活画面。女书作品的内容主要有:
(1)贺三朝与哭嫁。这里有哭嫁的风俗,姑娘出嫁前几天开始要同亲友姊妹“坐歌堂”。前三天下午,男方的迎亲乐班子到达女家门口,新嫁的女伴在楼上闺房的窗口泼“竹叶水”迎乐班子之后,立即鼓乐喧天、歌声并起,这叫“愁屋”(哭歌堂)“开声”。一直唱到深夜。婚前第二天叫“小歌堂”,婚前第一天叫“大歌堂”。这三天歌堂都要在姐妹陪同下尽情地唱各种女歌、女书,表达新娘与亲友依恋感恩之情。女友赠送女书、唱颂美好祝愿、倾诉离情别意。特别是婚后第三天的“贺三朝”,女书更是最庄重、最珍贵的馈赠礼品。当用抬盒将女家亲友们馈赠新娘的礼物送到高朋满座的男家时,客人们一边品尝女家的各种精美食品,一边打开精制的女书,欣赏一本本“贺三朝书”,这显示着新娘亲友的文才和修养。其中有姊赠妹、妹贺姊、嫂送姑娘等。如《小姐看妹三朝书》中唱到:
修书传文到贵府,看瞧妹娘满三朝。
前朝叔娘交全女,闹热盈盈到贵家……
更多的是结交姊妹的情谊缠绵和祝福:
“自以分离如刀割,难舍难离泪双飘。
花轻如风到远府,不见姊娘在哪方。”
“今日便文来恭贺,请喜高亲满堂红。
鸳鸯同房天配定,龙配凤凰六十春。
你在贵家好全色,步步高升赛过人……”
这样的三朝书是妇女一生最珍贵的精神伴侣,里面夹着她们日常用的女红花样、彩线等,更珍藏着她们的美好回忆。我们收集到的传承女书作品大多是三朝书。
(2)结交老同姊妹情歌。友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它不仅显示出真善美,更显示出战胜困难的力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江永农家妇女历来有结群姐妹的传统。女书是联结她们的纽带,友情的桥梁。这里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初一赶鸟节、四月初八斗牛节、六月六尝新节、七月米鬼节等都是妇女聚会或回娘家的日子。特别是四月八斗牛节,实际上是不斗牛的女儿节,要好的姐妹聚在一起“打平伙”(各自带食物一块做饭聚餐),唱读女书,传习女字。平日,妇女们也喜欢聚在绣楼上,一边做女红,一边唱女书。唱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满座歔欷。在哀婉的吟唱中,她们沟通感情,彼此慰藉,自娱自乐,达到心理平衡。在唱习女书中她们结交“老同”。用女书写结交书,把各自的吉凶事或思念之情写在扇子、手帕及红纸上互相赠送,寄托情谊,慰问不幸,分享快乐,排解忧愁。如一篇《老同书》中唱道:

结交两年上三载,睡着梦中跟你行。
我邀姑娘用心早,侬要两个配成双。
同坐高楼绣花色,点线穿针合商量。
两位陪绕好欢乐,配色齐全花亦鲜。

再如1985年高银仙的儿媳因病去世,义年华闻之用女书写信慰问道:
“手写粗文到贵府,三不所知姊有愁。
外甥媳妇身得病,高明医师诊好人。”
“谁知病头来得重,医师用药亦不灵。”
“自以听闻落阴府,我亦时时眼泪飘。”
“今日修书来劝解,两母(娘俩)大齐慢想开。”
“保重身体高堂坐,照顾花孙多抵钱。”
高银仙的回信更是有说不完的贴心话:
“搁开忧愁回贵礼,妹嘛有心来劝吾,
接起慢详读几道,句句来由理又深。”
“留起老人是无用,留归媳娘在世间。
若是由侬心上曰,救出青春少年人。”
“接下贵文多耐久。”“妹娘起心解我愁。”
女书传递的姐妹友情抚慰了多少凄苦的心灵,愈合了多少流血的伤口。
(3)自传诉苦歌。撰写自传似乎是名家伟人的事,以示他们存在的社会价值。而女书的主人们却用自己的文字将自己清苦的饱经磨难的经历编写成长歌“唱传四方”。这是一种朦胧的自我意识。她们唱到:

自己修书自己诉,自诉我身好可怜。
动手写书纸扇上,写上扇中传四边。
四边人人齐疼惜,疼惜我身修不全。

刚刚去世的义年华老人更是气魄大:

不唱前王并后汉,听唱年华姓义人。
要知年华出身处,一二从头听端详。
家住湖南永州府,永明县内有家门,
东门出城二十里,地名叫做塘下村。

她们不是麻木地、消极地忍受,而是要控诉,要写出来、唱出来。在这些自传诉苦歌中揭露出旧制度下童养媳、父母包办、嫁妻、娶妾、赌夫、补根等种种丑恶与不平等,控诉了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受虐待、受凌辱、丧夫死崽的桩桩不幸。如:

我身将来七岁满,谭家请媒讲婚姻。
不得了解娘许女,配错夫妻六十年。

(《杨氏女》)

娶个二奶本是好,生子迟了言语多,
奶奶年高多言语,又将二奶嫁出门。

(《义年华自传》)

她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婚姻,又饱受失去亲人的连连打击:

丈夫落朝四个月,隔天生下女儿身。
生个女儿七朝死,气得将身并无魂。
想我年轻二十岁,又哭女儿又哭夫。

(《何春书可怜书》)

在旧制度下她们只有以死来与苦命抗争:

我夫赌钱无根本,将我嫁妆尽卖完。
我儿有病不修诊,病中沉重去落阴。
丈夫赌钱不休手,将我抛在赌钱台。
我真受急心不服,将刀杀我太无情。
打得我身无处走,悬梁自缢我愿当。
上身打得骨头断,下身打得血淋淋。
悬梁身死三时久,郎叔救我转回魂。

只有现代社会才能结束这生死不得的苦难:
想起丈夫心太毒,走到江永来告官。
只望上级救我难,一刀两断两离分。
前夫无缘分离别,再配好夫我安心。
陪归夫主我所爱,千老百实又相当……

(《杨氏女》)

(4)纪实叙事歌。女书不仅记述妇女的不幸,还记录了不少历史上和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当地趣闻逸事。如《林大人禁烟》、《太平过永明》、《中日战争纪事歌》等。在《解放歌》中记下了从1949年到1958年历次政治运动,如“解放”“反霸”“土改”“高级社”“人民公社”等。在《太平天国过永明》中是这样唱的:
唐宋元明都不唱,只唱清兵不太平。
咸丰五年大不利,扰乱人民无处安。
十月廿五文书到,人人说道好忧愁。
又听大人初一到,百姓安心可不妨。
游击自从兴安到,急忙走到上江圩。
大人听得蛮不在,连夜派兵到永明。
来到永明住一日,心中鬼祟不出兵。
县上太爷诡计大,一来借兵二脱身。……
初四破城好忧虑,男女不安急忙忙。……
十月冬天霜雪大,高山岭上无处安。
无刻安身停住坐,眼泪盖头不见天。
住在深山几个月,时时刻刻受尽寒。……
饿杀多少英雄汉,路上枯骨白如霜。
心中思想连夜走,如女难行黑路多。
一家团圆各走散,走得四方不安然。
十分急忙走不起,可怜年轻妇道人。
可怜万般受尽苦,连声夜走无高低。
当然,女书记录历史事件比较简略,大量的笔墨用于描述妇女在流离失所的战乱中的深重苦难。
(5)祭祀祈神歌。过去江永一带寺庙庵堂比较多。妇女们经常带着女书纸、扇等去进香。如县城西南的社下花山庙,供奉的是“姑婆”,又称婆王庙。江永北邻道县境内的龙眼塘娘娘庙,也是妇女常来进香许愿的地方。妇女把美好的期望和消灾除病的祷告写在扇面上、红纸上奉献到神龛前。如一首敬神歌唱道:

把笔修书记扇上,寄到远乡龙眼塘。
年年进香来一转,清香清纸要领情。
求子之人无计数,求财之人万万千。
人人说到神灵好,照顾人民万年春。
身体有病来许愿,许下愿来保好人。
病身好了来叩谢,清香纸烛谢神明。

(6)往来书信。没有权力掌握“男字”的农家妇女,女字是她们的唯一书写工县。用女书亲友之间互相问讯、劝慰,用女书表情达意,无所不谈。如一封《女儿致娘亲书》中写道:

粗书传文落纸上,急急回家劝阿娘。
劝娘有钱留自己,不给女婿赌钱人。

她们甚至用女书互相责备吵架:

楼中取提诗书念,你说我们有偏心。
哪个秋香转的信,哪个梅香转的言。
哪个做了垫床被,请到我家来对明。
自以接起你书到,气得五心乱溶溶。

近年来,高很仙、义年华还经常用女书和前来调查的人通信,回答问题、表示感谢。如义年华给县领导写信说:

修书传文到政府,感谢政府照顾恩。
一来感谢毛主席,照顾年华受苦人。
二来感谢共产党,年华不瞒党的恩。
三来感谢县政府,照顾年华费了心。
四来感谢民政科,四个单位给我钱。
县上干部个个好,个个尽心疼惜深。
各位干部来解决,开水不得吃一杯。
没吃没衣政府购,劝我老人要安心。
劝我安心身体好,身体健康写女文。

(7)翻译改编传统故事。在女书唱本中有很多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如《孟姜女》、《梁祝姻缘》、《卖花女》、《鲤鱼精》、《王五娘》、《三姑记》、《罗氏女》、《萧氏女》等。过去在永州一带常有木刻版的汉字韵文小册子,妇女们用女书翻译改编后,在坐歌堂时唱诵娱乐。这大都为四五千字的长篇。
(8)记录耍歌、民谣。苦海中也时常有欢乐的浪花。闺房绣楼上唱的要歌使得饱尝艰辛的姐妹们破涕为笑,她以互相对歌、互相猜谜。常常给中老年妇女留下美好的回忆。
堂屋中间四个角,齐齐姐妹唱耍歌。
我边唱歌你边接,团围唱起好闹热。

今天起身来得忙,丢了歌本在娘房。
我想回家拿歌本,竹篙打水路途长。

远看龙凤阁,近看好戏台,
大风亦来啦,明镜亦来啦,
担脚师傅不得来不开台。

——(谜底:“抬”花轿)

身坐南京位,脚踩北京船。
手拿苏州斧,两眼看长沙。

——(谜底:纺“纱”织布)

这些短小的耍歌民谣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示了妇女们的智慧。
从以上女书作品内容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女书是女性专用的文化工具,它是妇女与命运抗争的武器,是她们的精神寄托,是妇女自身价值的觉醒,是群体意识的联结纽带。妇女是女书作品的作者、读者,又是演唱者、欣赏者。妇女也是女书文字的传承者、创造者。
4.女书溯源
关于女书的起源,当地有这样几种大同小异的传说。
(1)自古以来,江永潇水流域的妇女喜欢聚在一起纺纱织布绣花。她们不能上学读书学习男字,为了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记下来,她们便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了这种文字(一说是一个叫九斤姑娘的才女创造的,一说是聪明能干的盘巧姑娘创造的)。
(2)传说宋朝时潇水河畔荆田村有 一姓胡的女子被选为宋钦宗的妃子入宫,为了把在皇宫遭冷遇万般凄苦的心情写给家乡亲人便创造了这种字,并告诉解读方法是斜着写的要横着看,用土话来念。(一说是她哥哥创造的,教会了她;一说是她在家乡时便已学会这种字)至今荆田村有所谓“香妃楼”遗址。《永明县志》记载:“御书楼,在永明县东四十里荆田胡家。宋元符间进士胡先和,官文华阁学士,有姊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蒙赐御书,给大夫禄,因建楼里第以藏御书。”据族谱记载,胡氏为宋时从山东青州迁地。
(3)铜山岭农场河渊村的老年妇女讲,女书是从娘娘庙的神台上烧香化纸买书传开的。神台上有绣花小鞋和女书。来拜娘娘的人可以拿回去,习读女书,并再做小鞋,把自己的心愿写成女书送回神台,让别人来拿去读,照样写、做。
这些传说至少告诉、启发了我们:一,女书字形与女红图案有关;二,女书字形与方块汉字有关,可能是为了遮人耳目而进行了变异;三,女书记的是当地方言土语;四,女书作品的主要功能是诉苦,与妇女生活有关。关于后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看女书文字的形体与女红图案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一个角度探索女书起源之谜。
作为视觉符号的文字,女书字形有其独特的女性美,古朴清秀、柔中有刚,飘逸中透出风骨。这种风格、韵味体现了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性格。有相当一部分女书字形与女红图案不无关系。一是图案性,呈几何图形及对称性,这与编织、挑花工艺要求有关,适合经纬走向;二是线条的曲线美,这与刺绣、剪纸等有关。这些特点大量体现在变异汉字上。(如图一四)

图一四

等等。再以这些基础字(字基)孳乳的其他字也相应具有相同的特征,如:

这样就有数百个字具有图案美。这么大的比重使整套女书文字体系形成女性独特的风格。这种图案性几何形体的符号,原始特征较浓,有的来源可能比较古老。
其中万字和寿字图案是我国各地极普遍的吉祥的标志,而且变化多端。女书将它们吸收到自己的文字体系之中。再看那些具有以形表义特征的“自制字”,如图一五:

(树)

(苗)

(花)

(草)

(碑、悲)

(刻)

(问)

图一五

在妇女精心制做的衣物服饰上,象征花、草、禾苗、山、水、田、鸟、蝴蝶等图案到处可见。特别是南方各民族的挑、堆、绣、织等工艺品中是个绚烂多彩的世界。她们又有把文字作为图案的习惯,有的可以讲出含义,有的已经讲不出了。调查时我们常常见到有女书字形图案的花带的“八宝被”等。或许是妇女把图案符号化创造成为文字,或许是妇女们把古老的文字符号作为图案制作在衣物上保存下来。正如从洞庭湖南下的武陵及五岭等地区的苗、瑶、侗等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讲的,我们古代曾经有文字,是刻在石头上、木头、竹子上的,后来跋山涉水搬家搬丢了,妇女们就把字织在花带上,绣在衣服上。如果说女书中某些字(很少,至多不超过10%)是古老文字符号的孑遗,那么妇女就是这些古文化遗产的保存者、传承者。
当然,考察女书中古文字的来源,还要将视野拓展到楚文化、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整个中华大地的文化背景,例如楚文化出土中的铜镜、货币、瓦当、墓砖、帛书、竹简;沿长江而下的巴蜀文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地出土的陶器符号;东南沿海的百越几何纹印陶器;乃至周边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字符号中某些类似现象。有人还想到离女书现在流行地区几十公里的九嶷山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身上。女书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
透过这些历史的层层面纱,我们似乎模模糊糊感觉到,颠簸动荡的历史把某些古老的文字符号沉淀在某个角落,妇女们把它们保存在衣物上。出于要有表现自己的文化工具的强烈愿望,妇女们又把有各种象征意义的花草等图案简炼成文字符号。同时,被排斥在文化教育之外的劳动妇女把偷学来的少量的简单的方块汉字加以改造,采取同音假借的方法标记语词。并以这二三百个原字作为字基有限制地孳乳造字,而且吸收了许多宋元以来的民间俗体简体字,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简便实用的女性文字符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们用特有的心灵、智慧创造着、培育着、不断充实、美化、完善,使女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但每本女书作品最多传至二、三代人。人死书亡,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烧掉,极少数作为纪念品被女儿、姐妹留下,因此我们没能见到更古老些的作品,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尽管目前来看,女书在当地并不保密,只是男人们不屑一顾、不管不问。然而在历史上这种女性文字可能起过某种密码式的作用。如当地传说的皇妃以之瞒过太监的检查。另外笔者曾在五岭山脉的另一地区的瑶山上多次寻找一种类似文字符号。现已能充分论证在当地瑶族妇女中,确实有一种“搬娘屋”用的妇女秘密符号,当出嫁的女儿在婆家受气时,便用这种文字写成短信,捎给母亲,娘家就会派人来维护女儿。由于自然淘汰和其绝性等原因,取样相当困难。不知是否与江永女书为同一种符号(现已有重大突破,将另文附论)。
这些五岭崇山中的妇女文字犹如默默的山野之花。千百年来无声无息地滋润苦难沉重的劳动妇女的心田。史志上没有记载。至今所看到最早记载是1931年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花山”条中“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寥寥数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的文化干部开始注意并发掘、整理研究。可惜的是第一篇论文在五十年代末因反右而被埋没。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新被发掘并公诸于世。女书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给语言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妇女学等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有关女书的起源、女书与瑶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女书与古文字的关系、女书文字的性质、女书与汉字的关系、女书与妇女文化等等正等待人们去更深入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