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 : 甲骨文,按其产生的时代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殷商甲骨文,一类是西周甲骨文。这两种甲骨文经历了不同的发现过程。
1.殷商甲骨文的发现
殷商甲骨文最初发现于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关于它的发现经过,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北京城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公)得了疟疾病,他到处求医找药。后来延请太医诊治。太医诊脉后随即给他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一味是医生经常用以涩精补肾的中药“龙骨”。王懿荣马上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明代开张的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抓药。家人买回药以后,王懿荣亲自开包一一审视,无意中发现药中的“龙骨”上刻有一种歪歪扭扭的好似篆文但又不认识的文字。王懿荣平素喜好金石学,精通铜器铭文,对古文字学有较深的素养和造诣。这一偶然的发现,他立即悟觉此味“龙骨”决非一般药材,于是他又派人到药店访问“龙骨”的来源,并将药店里所有带字的“龙骨”全部买回。这一事情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尤其是研究历史的不少学者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人们才得知,北京城里几家著名的中药店,凡是“龙骨”这味药材的货源,几乎都是河南等地的药材经纪商贩运进京的。这些所谓的“龙骨”是河南安阳一带的农民在种地时偶然发现的,农民们以为是中药“龙骨”,就卖给了当时的药材商贩。药贩们也一直把这些甲骨当中药“龙骨”来收购。后经王懿荣等学者的精心研究,初步断定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龙骨”,上面刻画的歪歪扭扭的东西应当是比当时已知的各种古文字还要古老的一种文字。于是举世闻名的商代甲骨文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人们发现。因为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上,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甲骨文”。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传说:大约在公元1898年,由于河南安阳经常出土古代青铜器及其他文物,北方各地的古董商们都云集这里收购古物,并转销往北京、天津等地。在这些古董商人中,有一位山东潍县人范维卿,他在收购古物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安阳小屯村农民挖出的带有刻字的“龙骨”。就在这年冬天,范维卿把这事告诉了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和王襄等人,孟、王等人对范维卿所讲的事十分重视,他们认为“龙骨”上的文字当是古代的一种契刻文字,孟定生并猜测这可能是古代的简策。到了1899年的秋天,范维卿买了一些带字的“龙骨”进了北京,并送给了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王懿荣一见这些古物,顿时狂喜,以重金购买收藏。后来,王懿荣凭借他那丰富渊博的金石学和古文字知识,经进一步研究,终于断定这是商代用以占卜的甲骨,上面所刻写的文字是比篆文、籀文更古的一种文字。
以上两种传说虽说有异,但是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不少学者经过研究证实,当时药店里出售的“龙骨”,是我国历史上商代晚期王室贵族进行占卜活动留下的遗物,上面刻画的歪歪扭扭的东西,是当时占卜活动的文字记录,从此刻字“龙骨”的奥秘被人们揭示出来,甲骨文终于被人们所发现。
2.西周甲骨文的发现
过去我们通常所说的甲骨文,一般是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商代晚期文字。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应当加以补充和修正。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不仅商代有甲骨文,西周、春秋也有甲骨文。早在1940年,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曾发表过何天行的一篇短文,题目叫做《陕西曾发现甲骨文之推测》。他根据古书上的一些记载,推想在陕西可能会发现周代的有字甲骨。这本期刊在当时流传不广,何氏的意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直到了五十年代,西周甲骨终于重见天日,何氏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自1954年10月在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首次发现以来一直到现在,西周甲骨文已先后在四个地方出土过,除了上述山西洪赵坊堆村外,1955年至1957年间陕西省文管会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西安张家坡周代遗址中发掘出两片带字甲骨;1975年3至6月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北京北郊昌平县白浮村西周墓葬中曾发掘出许多卜甲和卜骨残片,其中有带字的残卜甲四片。以上三处出土的周代甲骨文,由于数量甚少,而且卜辞也残缺不全,因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1977年在陕西扶风、岐山两县间的周原遗址中发掘出大批周代甲骨后,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77年8月,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掘周代甲组建筑时,于遗址内西厢房第二号房间内的第十一号窖穴中发现了卜甲一万六千七百余片,这些卜甲都是龟的腹甲;此外还发现了三百余片用牛的肩胛骨磨制成的卜骨。经过初步的清洗和检查,现已清理出有文字的卜骨二百多片。1979年又在同一遗址中的第三十一号窖穴中发掘出四百余片卜甲和卜骨,其中有字的卜甲有十片,各片的刻辞自一字到二十字不等。两次共发掘出刻有文字的卜甲二百九十余片。这些卜甲残片的面积都很小,与现在使用的一分或二分硬币相仿,上面所刻的字体小如粟米,要用五倍以上的放大镜才能辨清上面的字迹,可见当时刻工的高超技艺。由于出土时卜甲已经残碎,所以上面的文辞也多残断不全,从较完整的卜辞来看,长者多达三十余字,短者约十字左右,有的残片上仅存 三四字或一二字不等。西周甲骨有不少和商代甲骨不一样的特点,如卜骨上的凿多数是圆形的,卜甲上的凿则是方形的。《周礼·卜师》说周的卜甲有“方兆”,正是指这种方形的凿而言。在陕西、河南等地还出土过一些无字的西周卜甲,上面的凿也是方的,一看就知和商代的卜甲不同。陕西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最早的属周文王时,晚的可能到昭王、穆王时。别处出土的西周甲骨年代还要更晚些。从出土实物来看,周原发现的文王时的卜甲,虽在形制上和殷墟所出的商代卜甲有所区别,但卜辞的文例却很相近。如图四。
“贞,王其拜侑大甲,周方伯,,囟(斯)正?不左于受有佑?”这条卜辞中的“王”指商王帝辛,大甲是商的先王,“周方伯”即当时为西伯的周文王。卜辞的意思是说商王祭祀大甲,以西伯的事上告,用黍稷之类奉献,能够得到福祐。所用词语和殷墟最晚的卜辞是很近似的。由此可见商周甲骨在卜法上虽非同一系统,但彼此仍有影响。周原甲骨文的重新问世,进一步证实了今天陕西岐山县凤雏村一带,就是当时周都城岐邑之所在,它的发现,正如本世纪初安阳殷墟的发现一样,对周代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商周时期的占卜活动
说起占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现在多数人们已经不信这一套骗人的活动了。但是在古代这种活动却十分盛行,尤其在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十分迷信,几乎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吉凶。《说文解字》云:“占,视兆问也。从卜从口。”“占”字当是个会意字,上面的“卜”是龟甲兆纹的形状,下面的“口”是问讯的意思,把这两个意义相关的字组合在 一起,由它们的联合形式呈现出的新字“占”就是“卜问”的意思。“卜”,《说文解字》云:“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从(纵)横也。”“卜”是个象形字,指占卜时,卜人用火烧灼磨制好的甲骨所坼裂成的“卜”字形的裂痕,我们现在把这种裂痕称之为“兆”。古代人们是怎样进行占卜的呢?为什么这些龟甲兽骨上会刻有文字呢?对于这些十分有趣的问题,不少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对商周时期的卜法程序有了新的认识。如上述,在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十分迷信,几乎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凶吉。诸如征伐能否胜利、田猎有无收获、天气会不会下雨、近日内有没有忧患、农业能不能丰收等等,甚至妇女妊娠,何时分娩,生男还是生女都要进行占卜,有时对同一件事情还要进行反复的占卜,从正面问了还要再从反面问,看看到底是凶是吉。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商周时期占卜所使用的材料是龟甲和兽骨。在龟甲中主要是龟的腹甲,间或也用龟的背甲。兽骨则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偶尔也使用牛的肋骨或鹿、羊、猪的肩胛骨等。这些甲骨都是从各地采集或贡纳到首都的,在占卜之前,先要对这些甲骨进行一番整治。如龟甲在使用前要将甲壳从背甲和腹甲的连接处(甲桥部分)锯开,甲桥联属于腹甲,然后再将腹甲上带的甲桥边缘去掉,使之成为边缘比较整齐的弧形(如图五)。背甲则一般是从中脊处对剖为二,有的还要将中脊处凸凹不平的地方和首尾两端去掉,使之成为像鞋底一样的形状,并在中间钻出一个圆孔(如图六)。
图四 周原卜甲
图五 龟甲
图六 背甲
图七 牛肩胛骨
牛肩胛骨也要进行整治以后才能使用。首先是将骨臼部分从较长的一面切去近三分之一左右,使之成为半圆形,然后再将臼角向下或向外切去一部分,使其成为 一个近似直角的缺口,最后再将直立的脊骨连根削去并磨平。(如图七)甲骨整治以后,第二步工序就是甲骨的背面进行钻凿。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钻 一个圆形的巢槽;凿,就是在钻槽的一侧凿 一个椭圆形(西周龟甲的凿呈方形)的凿穴。做好后的钻凿成“ ”或“ ”形。制作钻凿的目的是为了在占卜时用火在这些巢槽内烧灼,使正面相应的部位能出现裂纹。一般来讲,凿长约 一厘米左右,口宽底窄,呈梭状斜槽;钻则紧靠凿边的中部钻出,是比凿稍小的圆形洞穴,一般都在凿的内侧。凿和钻都不能穿透骨面,而且排列分布都有一定的规律,其数目则根据龟甲和牛骨的大小而定。(如图八)甲骨加工完毕以后,由专门负责占卜的官吏保管,占卜时,卜官用火烧灼甲骨的钻凿洞穴,这些钻凿洞穴的背面就会裂出“ ᚴ ”或“ᚳ”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它是判断卜问事项凶吉的依据。占卜活动结束后,卜官把占卜的情况和结果刻写在甲骨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甲骨文的主要组成部分——卜辞。此外,甲骨文还包括置辞、兆序及其它刻辞。
图八 凿、钻后的龟甲和牛骨
4.甲骨文的种类
上面已经讲到卜辞是甲骨文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卜辞以外,甲骨文还包括有置辞、兆辞等。那么什么叫置辞?什么叫兆辞?什么叫卜辞?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从卜官保存甲骨说起。
置辞
当甲骨加工完毕以后,交给专门负责占卜的卜官入库保管。卜官在收藏这些龟甲兽骨时,一般还要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甲骨的来源、修治甲骨的人员、修治后交付哪 一个卜人保管以及保管的情况等记事刻辞。从出土的商周甲骨实物来看,这类刻辞又可分为五小类:甲桥刻辞(即刻写在龟腹甲甲桥背面的刻辞)、背甲刻辞(即刻写在龟背甲顶端或背面内缘的刻辞)、甲尾刻辞(即刻写在龟腹甲尾部右边的刻辞)、骨臼刻辞(即刻写在牛肩胛骨顶端骨臼面上或背面外缘的刻辞)、骨面刻辞(即刻写在牛肩胛骨正面最下端宽薄的地方或在背面边缘的刻辞)。这五类记事刻辞,在甲骨学上总称之为“置辞”。(见图九)
图九 记事刻辞
兆辞
商周时期的占卜活动一般是由卜官来从事的。在占卜时,卜官用火烧灼已挖好的钻凿,甲骨的正面就会坼裂出“ᚴ ”、“ ᚳ ”、“ ᚿ ”、“ ᛆ ”等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在甲骨学上称之为“兆”,它是推断卜问事项凶吉的主要依据。卜官要把这些“兆”的情况和占卜进行的顺序用数字刻写在甲骨上,这种数字在甲骨学上称之为“兆辞”或者“兆序”。(如图一○)
图一○ 兆辞或兆序
卜辞
前面已经提到,卜辞是甲骨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卜人在占卜活动结束后,刻写在甲骨上的占卜的时日、卜者的名字、所问的问题、凶吉的判断、能否应验等情况。卜辞大多数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背面的。条比较完整的卜辞一般包括四个部分。①前辞:或称为“叙辞”。它的内容一般是记述占卜的时间、地点和主持占卜活动的人物名称等。②问辞:或称为“命辞”或“贞辞”。它的内容 一般是记述占卜时卜问的事项。③占辞:它的内容 一般是记述占卜者根据卜兆对卜问事项所做的凶吉判断或推测之辞。④验辞:它的内容一般是记述占卜以后,所卜问的事情的结果是否与预卜的判断或推测相应验的情况。下面以武丁时期的 一条完整卜辞(见图一 一)为例,按上述“卜辞”类试加分析:
癸卯卜,��贞:旬亡(无)祸?王固曰:ㄓ(有)祟,其ㄓ(有)来艰?迄至七日己巳,允ㄓ(有)来艰自西。友角告曰:��方出,侵我于,田七十、人五。
图一一 武丁时的卜辞
这条卜辞的大意是:癸卯这天进行占 卜, 卜官��卜问:这一旬没有灾祸吧?商王推断说:有灾祸,可能是外来的灾难吧?到了七天以后的己巳日,果然有来自西方的灾难。 臣下友角报告说:“��方出动,在地侵袭我方,夺去七十田和五个人。 它的基本结构是:“癸卯卜,��贞”为前辞,“旬亡(无)祸”为问辞,“王固曰:ㄓ(有)祟,其ㄓ(有)来艰”为占辞,“迄至七日己巳,允ㄓ(有)来艰自西。友角告曰:��方出,侵我于,田七十,人五”为验辞。
其他刻辞
在甲骨文中,除了上述置辞、兆辞、卜辞以外,学者们在出土的实物上还发现了一些其它的刻辞。如有的甲骨上刻写着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学者们称之为“甲子表”。(见图一二)这种甲子表可能是当时人们用来检核和推算干支纪日的谱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就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日历。此外,从出土的甲骨文中还发现有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人练习刻字的作品。学者们称这些刻辞为“习刻”或“习契”。这些习刻大多是一些单字的重复,或者是一些甲子表类以及一些卜辞的抄写,虽然这些字迹刻写的比较拙劣,也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卜官师徒相授的有趣痕迹。
5.甲骨文发现的意义及价值
甲骨文发现的意义与价值是重大的。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研究商代社会的珍贵资料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朝宫廷内部占卜问事所记录的文辞及一些记事刻辞,它所反映的商代后期社会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由初步繁荣走向全盛阶段的重要时期。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过去人们一直无法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面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老夫子就感到记载这段历史的资料太少而为“殷礼无征”深感叹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商代文献的不足,从而为研究和探索商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尽管甲骨文的形式、字句都比较简单,而且有些文字、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它毕竟是商代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对研究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目前整理研究的情况来看,甲骨文所反映的内容十分丰富,从甲骨文的发现至今,不少学者曾利用这些材料进行过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也取得过不少成果。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中所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比较研究,写出了甲骨文发现以后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对《史记·殷本纪》中的错误记载一一作了订正,纠正和澄清了司马迁以来对商代先公、先王世系次序的混乱认识,为以后甲骨文与殷商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有不少学者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历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郭沫若,他第一个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缀合、卜法、文例以及甲骨文字的考释等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其成就大大超过了前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就是我国史学家研究古代社会的划时代的作品。他对甲骨研究的许多论述,为我国甲骨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以及他晚年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等巨著,对甲骨文的收集、研究和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二书中的考释和论述,有不少是“罗(振玉)、王(国维)诸家所未知或遗误者”,“足以矜耀于契林”。直到今天,这两部巨著仍是学者们研究甲骨文和商史的重要参考书。如郭老在《卜辞通纂》中首先发现“甲”为“沃甲”、“甲”为“阳甲”,解决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没能解决的问题;他论定了“祖妣为牝牡之初字,则祖宗崇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他认为“臣民均古之奴隶”,“殷代已有犁有笏”等。此外,他对甲骨文的记数及十二地支的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也很有卓见。在考释甲骨文字方面也有不少成果超过了前人,如《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祖妣》,他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发现“祖妣为牡牝之初字”,他认为“盖上古之人本知母而不知父,则无论其父之母与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则牝牡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而俱来”。
图一二 甲子表
甲骨文对研究汉字发展的作用
甲骨文的发现,对研究汉字的形成与发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国汉字的萌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那时陶器上的刻划文字,已具备文字的雏形,如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象形符号:
(1)
(2)
(3)
(4)
这些符号刻在陶尊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不少古文字学者认为它们是当时的文字,有些学者还分别将(1)释为“戉”字,(2)释为“斤”字,(3)释为“炅”字,(4)释为“炅山”二字或两字的合文。也有人认为(3)是(4)的简体。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以上这些符号虽然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但还不能证明这些符号已经用来记录语言。真正具有 一定的体系并有严密规律的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材料来讲,最早的就算是商代甲骨文了。不少学者认为,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阶段。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文中共有不相重复的单字约四千多个,而且这些单字已经具备了后来汉字的基本特征,它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在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中,除了 一部分是象形文字外,多数文字的结构已趋向线条化。古人曾将汉字的结构规律总结为“六书”的理论,这些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实例。如在藁城台西商代早期陶文中的“止”(即“趾”的初文)字作“ ”形,明显象足趾形,五个脚趾画的维妙维肖。到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已发展为“ ”,只剩下三个脚趾了,字的结构也明显趋向线条化。此外,如“首、齿、鹿、马、象、车”等字作:基本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会意字是象形字的进 一步发展,它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种新的字体结构。《说文解字》云:“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用现代话来说,会意字就是人们见字的形体就可以联想到语言中的某些词义。如甲骨文中的“执”写作,象一个人被枷梏;“监”字作,表示一个人向皿中水照面的意思;“饗”字作, 象两个人对坐共同享晏;“出”字作,上面的象足趾, 下面的象居穴,足趾露在穴居外面,表示走出室外:“典”字作“ ”,表示两只手捧着典册;“”。字作 ,表示两个人并排站在 一起。
形声字的出现是古代文字由表意发展到表音的一大飞跃。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占的比例已经很大。据有人统计,形声字占已发现甲骨文中的百分之 二十左右,这也是文字发展已逐渐成熟的 一条有力证据。如甲骨文的“鸡”字作,右半部分象只鸡,左半部分则是表示该字的音符“奚”:又如甲骨文中的“凤”作 ,左半部分象 一只高冠美丽的凤鸟,右上角的“ ”(即现在的“ 凡 ”字)则是该字的表音符号;“星”字甲骨文写作、等形,。象星形, 及则是该字的表音符号( 生 ):又如“洧”作、洹作、祐作 、杞作 等皆为甲骨文中的形声字。
假借字,许慎《说文解字》所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本无其字”是指口语中的某个词,书面上尚未有代表它的字;“依声托事”是指依此字的声,以寄托别一不相关的事,即借用一 个与它同音的字来表达的意思甲骨文时期的假借字就是为解决口语上有这个词而笔下没有这个字的矛盾,而用同音字临时代替以串通句子所产生的。 如:甲骨文的“我”字作 ,本为 一种有齿兵器的象形,却用来借作第一人称的“我”字;甲骨文“来”字作 ,本是小麦的象形,却用来借作“来去”的“来”字;甲骨文的“其”字作 ,本是簸箕的象形,却用来借为代词或语气词;又如甲骨文“白”字作 ,象一个大拇指的形状,是“伯仲”的“伯”的本字,后来假为“白色”的“白”等。
指事字也是在象形造字方法满足不了记录语言的需要时,人们就想到了在象形的基础上用符号作提示的方法。比如要表现“寸口”这个概念,离开手这 一整体是很难画出它的象形来的,必须先画一只“ ”(甲骨文“手”字),然后再加上提示标记表明“寸口”之所在“ ”,这就成为“寸”字。又如甲骨文的“亦”(即“腋”的本字)写作 ,就是在表示人形的的腋下加上两点,所表示的意思就成为“腋”了。甲骨文“叉”字作,就是在表示手形的字各指间加点作标记,就可表示手指叉开的意思了。又如“本”作 、“末”作 ,都是在“木”的上、下各加个标记符号,这样就变成了另外两个意义的字了。
总之,甲骨文的字体结构已基本与后世的“六书条例”相合。从现有的甲骨文字来看,商代早期的甲骨文字象形成分较多,商代晚期,尤其是帝乙、帝辛时代,象形字的比例逐渐减少,形声字的比例逐渐增多。虽然也还有一些字的结构不太规范化,如《甲骨文编》中的“羊”字就有三十多种写法。有些字也可正写,也可以倒着写,如“人”字可写作,也可以写作 ;“侯”字可写作,也可以写作 :“车”字可写作 ,也可以写作 等,但多数文字已趋向定形。如果用后来的金文、小篆,乃至今天使用的楷书形体与甲骨文相比较,可以看出基本是一脉相承,逐渐发展而来的。
甲骨文除了上面所述的一些情况以外,还有一个现代汉字所不具备的特点,即一些经常使用的由两个或三个单字结合构成的名词、习语、数词等,经常采取合书成一个单字的形式,这种合书,学者们称之为“合文”。例如:“上甲、报乙、报丙、武丁、小帝、小王、人方、五十、十三、九十、五百、五千、三万、六月、三祀、五牢、十五伐”写作:
这些“合文”不论是由两个字结合,还是由三个字结合,看起来就像 一个字 一样。在我国古代汉字的书写历史中,这种“合文”的书写形式曾经流行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从甲骨文到西周的金文、战国文字乃至秦汉竹简帛书上几乎都有这种“合文”书写的形式,这也是我国古代汉字的 一个特点。
关于甲骨文的排列方式,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绝大多数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形式。偶尔也有横排的,但多只限于单行,并且跟卜辞与卜兆相配合的需要有关,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在行次的排列上,传统的从右到左的排列法在商代后期,至少在商代后期的晚期阶段已经确立。商代晚期铜器上的铭文和兽骨上的记事文字,它的行款几乎都是由右向左排列(商代后期龟腹甲左右两半的卜辞,或左、右肩胛骨上的卜辞,其行次方向往往彼此相反,这也是 一种特殊情况)。汉字的这种自 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一直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基本上被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横行排列形式所代替。
从上面简略的介绍不难看出,甲骨文的发现,首先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为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学者们对甲骨文的研究,使我们对商代的奴隶制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农业、畜牧业、医学、战争以及战争的形式和使用的武器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此外,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我们还进 一步了解到三千多年前殷王朝统治下的地理形势、社会风俗以及科学文化等。同时,通过对甲骨文字的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到我国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为探索汉字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总之,甲骨文的发现,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文字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晚期社会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甲骨文本身作为 一种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对扩大汉语的交际范围和交流作用、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都曾作出过极其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