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达而已 : 见《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本是孔子关于言辞的一个观点,后来成了散文创作中意与言即内容与形式的一个理论问题。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朱熹《论语集注》也说:“辞,取达意为止,不以富丽为工。”按之《孔丛子·嘉言》有:“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子曰:‘君子以理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辞富说,非所听也。”这都是说孔子主张文辞只要达意便了,不必过求文采。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记有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的话,《礼记·表记》中也说“辞欲巧”,这与朱熹等人的解释有所矛盾。苏轼抓住这一矛盾,指出:“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答谢师民书》)通过深入分析所“达”对象(“物之妙”,而不是一般的观念、义理),区分“意达”(达于心)与“辞达”(达于口与手),表明要“辞达”,必须有“文”。孔子的原意在于主张言辞恰到好处,名实情文相当,勿过不及;朱熹的注解偏重“意”,体现了道学家的观点;苏轼则立足于“文”,较好地揭示了文学的艺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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