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气说 : 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本指一种道德人格的修养功夫。其内容为“配义与道”,即用儒家的伦理原则熏陶、裁制(朱熹注)自己。其方法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即心知之,身践之,集功夫为自然,而不只是临时照搬。这样,最后达到与道义同体,“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崇高境界。孟子虽然也讲“夫志,气之帅也”、“志至焉,气为次”,不无以儒家纲常教条制约人的因素,但这里主要突出的是人的一种挺拔正气(所谓“不动心”),包含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精神,也和他自己“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相通。实质是一种把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个体的内在意志相统一的“情感人格”的培养。它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也主要在这一方面。韩愈讲“气盛言宜”,虽然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但他自己的文章却写得不可一世,完全没有“蔼如”之风。苏辙讲“文者气之所形”,更是强调要有太史公那样的“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样,“养气说”在中国文学中,虽然指的是作家的人格培养(孟子是“集义所生”,韩愈是读圣人之书而存圣人之志,苏辙是行天下,纳天地之壮气于胸中),但表现于文学作品,又造成了一种阳刚壮大的文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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