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汉字与地理③

    (九)汉字与地理 : 几十万年乃至百万年以前,当我们的祖先迈着艰难的步伐走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丛莽榛榛,鹿豕狉狉,洪水横流,山河阻隔这样 一幅令人畏惧的图景,首要的任务之一是必须选择适宜的环境居住下来,从那时起,也就开始了他们对“地理”的认识。
1.山川之宜
毫无疑问,对于维持生存来讲,除了无所不在的阳光和空气,最重要的莫过于田土和山川了。早在公元前 二千至二 千五百年山东大汶口文化层出土的陶器上,就刻有的图形,描绘了太阳、火和山岗,这正是人类文明开初一幕 的折光。
在《说文解字》所收的9353个字中,以水为偏旁的字有468个。在《水经注》所记载的全部地名中,河川类地名占有20%左右。有统计表明,山西省古今五百六十多个县名中,以水为名的88个,以泉泽为名的21个,合起来也约占20%。打开地图,像黑龙江、浙江、桃江(湖南)、沁水(山西)、汝阳(河南)这样 一些与水有关的地名随处可见。这决非出于偶然,大量的古遗址发掘显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倚水而居是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古书中所讲的“夹其皇涧,溯(面对)其过涧”(《诗·大雅·公刘》),“在洽(水名)之阳,在渭之涘(边)”(《诗·大雅·大明》),决不是文学的虚构。在那一块块傍水的地方,有丰富的水源,畅茂的林木,肥沃的土壤可供人们汲取饮用,采集渔猎,以至耕作养殖,水、川、泉这 三个字甲骨文中已出现,分别写作 、 、,显示出同为流水而又有区别。随后,在篆文中,又出现了“派”字(写作 ),用来表示水的支流(《说文》称为“别水”)。 不仅如此,像汝、淮、洹、洛这样一些表示河流名称的字也已在甲骨文中出现,而且有的还被用作地名。“江”(见金文)、“河”(见甲骨文)自然出现得也很早。一般说来,较早的时候这两个字多指长江、黄河(甲骨文中“河”用作黄河的专称),后来“江”多指大的河流,河则泛指水道,且多用于北方。除了这些纯粹的文字资料,先民们对河川流泉的利用可以说“史不绝书”,他们“通九道,陂九泽”(《史记·夏本纪》),大规模地进行治水活动。当周的祖先公刘由邰(音tai,今陕西武功县)迁到豳(音bin,今陕西句邑县)的时候,首先就进行了“逝彼百泉”“观其流泉”的水利勘察工作(《诗·大雅·公刘》)。当周宣王命令召伯为申伯经营谢邑的时候,诗人也讲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的话,推测起来,当时已注意到引河水灌溉了。
“水”字产生以后,以水为偏旁的字大量涌现,说明了人们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对水的更加广泛的观察和认识,其中的有些字就主要是用来表示水势地貌的,如:港、汊、汭、湾、渎、沽、浦、源、浒、津等。港、汊、汭、湾、源部是所谓形声兼会意字,它们的声旁“巷、叉、内、弯、原”除了表音,还表示 一定的意义:“巷”(小的巷道)表示与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叉”表示水的分流如手的分支,“内”(进入)表示支流流入干流,“弯”表示水的弯曲,“原”表示水源。“渎”指小的沟渠,特指入海入湖的水流。还有一个“汇”字常用来表示水的汇合。河流转弯、水流交汇和河川的源头是人们喜欢居住的地方,所以《诗经》中有“芮鞫(ju)之即”这样的话(芮通“汭”,鞫指水边向外凸的地方)。下面这些地名也可以为证。张家港(江苏)、七里港(绍兴)、夏汭(汉水入江地区)、渭汭(渭水入黄河地区)、周家湾(绍兴)、河曲(山西)、渭源(陕西)、浑源(山西)、本渎(江苏吴县)、薛渎(绍兴)、合川(四川)、三合(河北)以及段家汇、西曹汇等等。古代把水边叫“浦”或“浒”,《诗经》中说“率(顺着)彼淮浦”“在河之浒”,这种意义在 一些地名中也有保留,如浙江绍兴的东浦(镇)、双浦、倪家浦。古代又把渡口叫作“津”。这个字在全文中已出现,可以推想是随着内陆水上交通的发展而产生的。山西有河津。河南有孟津,都是很有名的地方。天津古名直沽,元延祐三年改名海津镇。公元1399年,明成祖朱棣由此“济渡沧州”南下,进军南京夺取帝位后因赐名“天津”,取天子渡口的意思。
与江河相比,人们对湖泊海洋的认识似乎粗略 一些,这方面的常用字有湖、泊(又作“濼”)、沼、泽、渊、塘、薮、淀(和“澱”原来是两个字),在地理用字中有些还一直在使用,如太湖(江苏)、滇池(云南)、神池(山西县名)、白洋淀(河北)、梁山泊(山东)。“洋”作为 一个普通词语,原指水大盛多(又用作水名),称海洋为洋是宋代以后的事,很明显这是海外交通发展的结果。“海”从水每声,在古人心目中是“以纳百川者”(《说文》),这 一点与今天的认识有共同点;不过,他们又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这些荒远之地称为“四海”(《尔雅·释地》),至于把临近大陆的水域称为海(如黄海、东海),以与洋区别开来,那是后来的地理学概念。
山水相连,人们对山和水的认识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在甲骨文中,山(大的石山)、丘(上山、高地)、阜(大土山)、谷(山谷)分别写作 、 、 、 ,并由此产生了以它们作偏旁的 一大批汉字。与水旁的字相类似,其中的 一部分字用来作为山的名称,如嶽(陕西)、岱(泰山别称)、崧(又作“嵩”,河南),另外则有大量的字来区别各种山丘的不同的体势形貌特征,如岑、峤、峘、峦、峡、陵、阿、险、陉等。《尔雅·释丘》把“丘”分作三十三类,今天看来不免觉得有些琐细,不过,这正是古人经常跋山涉水与山水“相依为命”的一种反映,所以他们的区分竟会那样的细致。
人们认识山,首先因为这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在地名中很多是直接“依”山命名的:山西、山东、长白(吉林)、峨嵋(四川)、赤峰(内蒙古)。《说文》:“厂(han),山石之厓岩,人可居。”(“厂”在金文中已出现)又:“穴,土室也。”许慎所说的“人可居”“土室”不是无稽之谈。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把山上的岩洞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所以我们一直把 一万八千年以前住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里的原始人类称作山顶洞人。《墨子·辞过》讲人类,“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就反映了这 一历史事实。后来,穴洞被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屋所代替(也有完全盖在地面上的),或是圆形的,或是方形的。《说文》:“京,人所为高丘也。”《尔雅·释丘》:“绝高为京,非人为之丘。”在甲骨文中“京”写作 ,上部象是搭盖成的屋舍,下半部分象是人们堆积起来的高高的台基(与天然的“丘”不同)。那时候,氏族公社的成员们为了躲避水害的侵袭,其聚居的村落往往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之上——即沿河高亢而平坦的地方。这种河旁的高地在 一些古书中又被称作“原”,如陕西岐山县的周原,咸阳县的毕原。 原的本义是源泉,金文作,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源”。高地的意义《说文》作“邍”。《说文》:“邍,高平之野,人所登。”故字从“辵”,经典 一般写作“原”。这是人们居住的理想之处。《尔雅·释地》说“可食者曰原”,西周的诗人描写说“周原膴膴(wu)”(膴膴,肥沃),当公刘迁岐的时候要“瞻彼溥原”,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对可种谷物和“原”的依赖。这个意思在西北的 一些地名中又写作“塬”,如董志塬(陇东)、洛川塬(陕北)。和原相对的是“隰”。这是一个从阜㬎声的形声字。 《说文》:“隰,阪下湿也。”“原”和“阪”是高地,它们的下面就是“隰”(隰因为靠近河流而土中含,水分较多)。《诗·小雅 ·信南山》讲:“畇(yun)畇原隰,曾孙田之。”(畇畇:平坦整齐。田:耕作。)《大雅·公刘》讲:“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彻:冶。)可见隰和原都是可以耕作的地方。综合上面的分析,在我们的面前就构成了这样一幅图画:在河流两岸的 一块块“原”上,散布着若干聚落,聚落的背后是林木茂密的山峦,他们的面前是淙淙作响的流水,人们就在这样 一个百泉长流、原隰广大的地理环境中耕作、生活。《尔雅 ·释地》说:“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说文》里讲无草木的山叫屺(qi),有草木的叫岵(hu),有土的石山叫岨(ju)。其所以能有这样简洁而层次分明的表述,不正因为这是人们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垦殖因而十分熟悉的地方吗?
2.阴阳割昏晓
曾有人根据1982年《袖珍中国地图册》做出统计,在全国2300多个县市名称中,出现30次以 上的字有10个,其中有关方向的就有3个:阳、南、东,而其中“阳”字又占第 一位(“南”占第二位,“东”占第十位)。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是因为“方位”是人们地理意识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多少万年以前,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神奇的太阳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它的升起和降落启迪了人们最初的“方位”意识。大量遗址发掘表明,远古的聚落很多是在背山面水的高地之上(见第一节),氏族成员房屋的门一般都是朝南开的。在我国,山川的走向以东西为多,山南向阳。 甲骨文中的“阳”写作 (有人说下面像树枝),金文作“ ”,上为日,下表示阳光。 甲文中加阜又作,字从阜 (大 士山)取义,右旁上部从日,合起来表示山南向阳,所以古人讲“山南为阳”(《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有“阳”就有“阴”。金文中的“阴”又写作, 后写作“陰”,从阜侌(yin)声。 “侌”是“霒”的省写,兼表义,表示阳光少。山的背面阳光少,所以“山之北”为阴(《说文》)。古人又讲“水北为阳”(同见《公羊传》),这是因为河流的北岸向阳。《诗·大雅,皇矣》讲的“居岐(山)之阳,在渭之将(侧)”就是这样 一个阳光充足,最适宜居住的地方。由此看来,“阴”“阳”首先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概念,是先民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结果(作为 一种哲学观念是后来产生的),与他们的生活劳动(包括迁徙)息息相关。所以当公刘迁豳定居时,重要的 一项工作就是“既景(测日影)逎冈,相(察看)其阴阳”,以寻找冷暖适宜的地方进行耕种。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方位字”在地名中用得如此之多。
下面举例说明“方位字”在地名中的使用。
阴阳。沈阳(沈水之北)、洛阳(洛水之北)、凤阳(安徽,凤凰山之南)、衡阳(湖南,衡山之南)、咸阳(陕西,位于九山之南,渭水之北,故名咸阳)、曲阳(河北,位于太行山南,而山至此曲折改变方向)等。由于“阳”字使用得多,于是便有同名异地的情况出现,比如南阳:或相当于泰山以南,汶水以北地区,春秋时属鲁国;或相当于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春秋时属晋地;或指伏牛山之南,汉水以北的河南西南部,战国时分属楚韩两国等。用阴的例子也很多:淮阴(江苏,淮水之南)、汤阴(河南,占名荡阴,荡水之南),华阴(陕西,华山之北)、山阴(今浙江绍兴在秦时一名山阴,取义会稽山之北。又山西的山阴在恒山之北)。
南北。用 南字的有河南、岭南(五岭以南)、渭南(陕西)、淮南(安徽)。用北字的有河北、华北、淮北(安徽)、张北(河北)等。占 称北为朔,又有朔方,朔州等地名。
东西。用东字的有山东、陕东(古地区名,陕陌以东)、关东(古称函谷关以东)、河东(古地区名,黄河在陕西、山西 一段向南流,指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隋唐前是南北交通主要渡口所在,习惯上称长江南为江东)、东方(海南岛县名)等。用西字的有山西、汾西(山西)、河西(参见“河东)、江西(参见“江东”)等。
左右。古人的方位概念是左东右西。山东旧称山左,山西旧称山右,江东(江南)称江左,江西(江北)称江右。
上下。用下字的有下江(三 峡以下长江段。抗战时长江中下游入川的人被称为下江佬)等。用上字的有上海(香港人称广东以外其他省市的人为上海人)等。
内外中。“关内”“关外”古以函谷关为界。“关中”原指函谷关以西(见《战国策·秦策四》)。黄河至陕西潼关折向东流,流经河南,古称这段河北部为河内,南部为河外。
临。“临”字后面跟的往往是水名,如临汾(山西)、临沂(山东)、临河(内蒙)等。山西有临县,亦因临湫水而得名。
方向是相对的,所以往往有成对的地名出现,如: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为界),湖南 ——湖北(以洞庭湖划分),华北——华南,河南——河北(以黄河划分),南京——北京等。又如内蒙古自治区有阴山,广义指整个阴山山脉(以其居中原北陲而得名)。细分起来,阴山山脉的西部有一段在乌加河北岸(今名狼山),以其南临黄河,别名“阳山”。与“阳山”相对,以东的部分称“阴山”(今又名大青山)(见谭其骧《长水集·阴山》)。
3.山重水复终有路
地理、地名同文字的关系如此密切,除了体现于上述自然、社会两个方面,还有纯属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也很有趣。
今天把山东叫齐鲁大地,是因为春秋时有齐、鲁在此立国,但何以名“齐”呢? 《史记·封禅书》说:“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何谓天齐? 有“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这个“齐”应该就是“脐”(齐、脐古今字),天齐渊就是天齐泉,如天之腹脐(参见司马贞索隐)。所以有人认为这一神话传说来源于当时风姓部族的原始神祇崇拜(参见赵超《齐这个地名产生于何时?》,《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河北邯郸即甘单,城东有甘山至此而尽(“尽”即“殚”,dan),后加“邑”旁作“邯郸”。六十年代出土的赵国刀币就铸有“甘单” 二字。海南岛有儋耳,西汉武帝时有儋耳郡。儋耳即“聸耳”。《说文》:“聸,垂耳也。”可以推想那里少数部族古代有穿耳垂饰的风俗。泰山古籍中一 作太山。“太”是“大”的分化字,“大”“太” 一声之转。“泰”从水从艹大声,是 一个借字,由此可以想见泰山在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群山所仰的五岳之首。这种字形的歧异有时给我们考察地名来源带来诸多不便。陕西扶风县,唐曾置围川县,其实应是��川县(县南有��河)。山西平舒取义平水,“舒”是“水”的音变。山西平鲁,明代置“平虏卫”。清代改“虏”为“鲁”。山西天和(五台),取义当地有天货山。山西有些地方读“和”为合口,“货”讹为“和”。河南有漯(luo)河(市名),山东古有漯(ta)水,方位不同,读音也不同。 “漯”(ta)在《说文》中作“濕”,隶书中省写作“”,又讹变作“漯”,与“漯(luo)”构成了一 对同形字。《中国历史地图·战国燕》有“独鹿”,晋无名氏有诗《独漉篇》,有人认为这都是指的今河北涿鹿,“涿、独”古音相近,其说不无道理。北方有张各庄(北京顺义)、赵各庄(房山)这样的村名(“各”又作“戈、格、哥”)。“家”和“各”古代读音相近,实际上就是张家庄、赵家庄。北京土语把角落叫“旮旯”(ga la), 山西有些地方叫“圪”(ge lao):墙圪、门圪、山圪。地名有红土圪(盂县)、桐树圪(平陆)。实际上旮旯、圪都是角落的音变。
一字多音是地名用字中一个 叫人头疼的问题,这主要是由语音的发展和方言的变异造成的。前面讲到的“堡”字,除了读bao、pu外,还读bu。这大概是由bao引申为有城墙的城邑、寨子,有些地方在这个意义读bu,如柴口堡(河北),山西文水有堡子村,以堡为专名。“陆”在古代读入声,今有的地名读liu(六盘山),有的读lu(江苏六日,安徽六安)。 前面讲到的“圩”,既读wei(江苏裴圩、十 二圩),又读xu。“埔”既读pu(黄埔),又读bu(广东有大埔县)。“棱”既读leng(黑龙江有绥棱),又读ling(黑龙江穆棱)。“尉”既读wei (河南尉氏),又读yu(新疆尉犁)。“泷”既读long (浙江七里泷),又读shuang (广东泷水镇)。有时,同 一个字在地名中的读音和通常的读法不同。铅(yan)山(江西)不读qian,番(pan)禺(广东)不读fan(保留了古代的双唇音),剡(shan)溪(浙江)不读yan。
如果我们认为用汉字记录的地名只反映汉语的读音,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在我们这个民族众多的国家里,地名中有很多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只不过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罢了,万不可“望文生义”。黑龙江是满族的祖居之地,有人统计该省满语地名有 一万 一千多条。打开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蒙语地名随“地”皆是。鸡西,满语是带毛的鹿皮。吉林,是满语吉林乌拉的省称,义为沿江之城。浩特,蒙语是城,呼和浩特义为青色的城。板,壮语为村,广西的板慕义为新村。广泛使用的“站”字是蒙语译音“站赤”的省称(元代即称驿站为“站赤”),“胡同”是蒙语xut-tuk的音译,原义为水井,引申指人聚居的街巷。也不要以为古书上的地名就 一定是汉族的。不少人认为,我国东南部的 一些地名的第 一个字是古越语发语词:于越、于陵、句(句音gou)容、句无、姑苏、姑蔑、余杭、余姚。鲜卑族拓跋部又称“索头部”(南朝蔑称为“索虏”)。拓跋跬于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南有干水,于是称平城为“索干都”,今桑干河的源泉则被称为“溹涫(guan)水”,音转而为“桑干”,这就是河北桑干河的来历。(参见梁祚腾《桑干河名考辨》,《地名知识》1986年第5期)。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建立了十六国的夏,都“统万城”(陕西靖边县北)。过去一般认为“统万”的意思是“居临天下,一统万邦”,但《周书·明帝纪》说:“明皇帝小小名统万突,太祖临夏州,帝生于统万城,因以名焉。”统万城亦称统万突(《元举墓志铭》、《元湛墓志铭》),又叫吐万突(《元保洛墓铭》)。由此看来,这是“胡名汉译,有所省简”了(参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夏州》)。
4. 负载之功
古代把地比作“舆”(车),《易·说卦》讲“坤为地……为大舆”,把地图叫作舆地图。当我们打开一本地图册的时候,就会发现,举凡政权更迭、山川风物、史迹神话、物候植被、经济交通、民俗风情、社会心态等等都在地名这个万花筒中有所映照。
世异则事异,当历史跨入“逐智谋,争气力”的社会阶段的时候,社会文明在文字上的投影随着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单纯反映自然地理的字眼了。这可以先从“州”字说起。“州”本指水中小块陆地,甲骨文中写作,《诗经》中有“在河之州”(今本作“洲”)的描写。后来指的范围扩大了,古人认为大陆周围是四海,就把自己住的大陆称作“州”,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洲”(是“州”的分化字)。今天“洲”这个字仍表示的是自然地理区域。或指大块陆地:七大洲;或指河海中的小岛:硇(nao)洲(广东)、涠(wei)洲(广西)、桔子洲(湘江中)、星洲(新加坡旧译星洲,故有是称)。但是《尚书·禹贡》中提到的“九州”含义就有所不同。作者把全国分为九个区域,以天然的山、河、海作为划界的主要标志,同时又涉及不同区域的田赋贡品,假托为大禹所划分的政治疆界、实际上反映了 一种大 一统的政治理想。这样,“州”和“洲”的用法就有了分化,“州”作为 一种人文地理的区域 一直沿用下来,如西汉的十三州(监察区),后来的州、府、县以及今天地名中的州(自治州、徐州、郑州之类)。
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一个全新的阶段。“国”原作“或”,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文作 右为戈,左边表示 一个地方,合起来表示守卫一块土地 。后来“或”字借用为代词,又加“囗(wei)”写作“國”。起初,“國”指的范围只是 一个城邑。《山海经·海外西经》提到的“轩辕国”(今河北涿鹿县南),当地人即称为古城(国作城讲,古籍中不乏其例)。后来把城邑周围的郊野也包括进来作为 一个政治经济疆域,才产生了邦国、国家的概念( 一个国家以 一个城市为中心)。与“国”相关的是“城”“邑” 二字。邑在甲骨文中作 ,上部表示 一个区域, 下加跪坐人形,表示人所聚居的地方(如果是设有先君宗庙的邑,那就称为“都”)。 至于城,金文作 ,左边是城郭的象形,右旁从戌从丁,合起来表示执兵守土,与“国”的构意相同不难推知,国、城、邑的出现是原始公社聚落逐步发展的结果,最初是不大的,所以《论语·公治长》有“十室之邑”的说法。在发掘的原始聚落遗址中,有的周围挖有濠沟,有的筑有围墙,这正是城、邑的雏形。与“国”相对的是“鄙”,甲骨文作 。古人称邑四围上地为鄙,鄙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字上部表示 一个区域,下加“㐭”(仓禀的禀的初文)以示意。在地理上,这个字后来主要指边境地区(今双音词有“边鄙”)。
“国”的本义既为城区,所以“中国”最初的意义就是“城中”“域中”(“域”也是“或”的分化字,加“上”构成)。后来范围扩大了,上古华夏民族兴盛于黄河中下游一带,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即称“中国”。以后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中国又成了与异邦他国相对的 一个区域概念。《尚书·武成》里讲“华夏蛮貊(mo)”,华夏既以自己所居之土为天下之中(古代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观念),就把异族居住的边远地区称为四方、四夷、四海、蛮貊。在典籍中,又多以蛮、狄、闽、貊称呼异族地区,这些字或从虫,或从犬,或从豸(zhi),都与动物有关,《说文》中分别解释为“蛇种”“犬种”“豸种”,如果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这应该是图腾崇拜的 一种遗迹。
在长达 二千多年的集权社会中,封建帝王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地名的确定和改动中也不可避免地投下了王权的影子。比如王莽称帝后就随心所欲地改动地名,其“改易汉郡县名,取义于当地之历史、山川、风土者仅极少数,大半皆着意于字面之音训”(谭其骧《新莽职方考》)。有音义相通的:长安改常安,安平改安宁;有字义相同相近的:广宁改广康,谷口改谷喙;有仅读音相同的;梓潼改子同,灵州改令周;有意义相反的;谷远改谷近,东昏改东明,无锡改有锡,曲周改直周;有 二字前后颠倒并改字的:潭中改中潭,富城改成富。历代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统治万世长存,所以平、宁、化、安、兴 一类的字眼在地名中就特别多,如台湾的彰化、善化、永靖、归仁、仁德、永宁、感恩、嘉义等地。河南登封原名嵩阳(取义嵩山之阳),公元699年武则天登山封中岳为中天王,改名登封。明嘉靖七年山西青羊山陈卿起义被镇压,次年置平顺县,取义“平安顺化”。隋代以后,更兴起以年号改定地名之风。唐兴元元年(784),为避藩镇叛乱之祸,德宗避居梁州(陕西城固西),平叛后改梁州为兴元府以示号召。江西景德镇原名昌南(处昌江东南),宋真宗景德年间改名景德镇。公元1131年,宋高宗由海上回越州(今绍兴),改元绍兴。为纪念“驻弥年,定中兴之业”,升州为府,改越州为绍兴。帝王们生前希望江山永固,又幻想着死后能永垂不朽,所以自己的陵墓就要造得分外坚固(“陵”字从阜,谓大山,可想见其坟墓之宏伟),死后还要以陵寝定地名。这个制度早在西汉就有,元帝以前,每起一陵,就要在陵旁置县,称为“陵县”。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等九个陵县,其中在渭水北岸的五个陵县合称五陵,是官僚、富豪聚居的地方。为了维护这种生前死后的唯我独尊,所以就有种种的避讳产生,人名有,地名也有,不胜枚举。山西恒山,避汉文帝讳曾一 度改为常山。汉光武帝惑于五行相克之说,汉尚火德,火忌水,改洛阳为雒阳。今河南南乐县,汉为乐昌县,后改昌乐,后唐庄宗李存勖(xu)唐时被赐名李国昌,避其讳,改昌乐为南乐,改湖北孝昌为孝感。河南内乡县,秦为中阳县,隋讳“中”(隋文帝杨坚又名忠),改内乡。浙江龙泉原名龙渊,避唐高祖李渊讳,改。宋太宗名赵匡义,避其讳,太平兴国初年改义兴为宜兴(江苏),改义川为宜川(陕西),改义章为宜章(湖南)。
不难看出,除了山川地 理,我们在地名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历史遗迹了。“乡、亭、聚”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壁、坞、垒、戍、堡”使人想到六朝时期战乱割据的社会动荡,“集、市、镇”则象征着唐中叶以后城市商业的发展。而著名的洛阳龙门(河南)又称伊阙。“阙”从门欮声,原指宫殿外两座高大的建筑。龙门两山对峙,伊水中流,望之若观阙,传说是大禹治水时所凿。北京市西南有燕山区,甲骨金文中写作妟、匽、偃、郾而不作“燕”。“燕”甲骨文作 ,象一只鸟,是商的图腾。 后南燕的一支向北迁移至北京大房山下建立了北燕,于是大房山又称燕山,取名燕山区于史有征。当时北京城称蓟(ji),是周的一个方国(《说文》作“��”),后被燕兼并。燕 迁都于蓟之后,即把原来燕的名字也带到了蓟,所以后来北京又叫燕京(王德恒《北京市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见《地名知识》1983年第2期)。
商业贸易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市、镇、集作为地名用字而普遍使用就是明证。辽宁有北票市、南票县,“票”指的就是开采煤炭所用的执照。“墟”从上虚声,本有居里的意思,所以南方称集市为墟。这个意义又借“圩”来表示,因而就有新圩(广西)、太平圩(湖南)这样的地名。与政治经济活动关系极大的交通也在地名中留有印迹。驿站是古代交通的重要设施,凭车马进行传递,故字从马睪声。今江西有驿前,甘肃有驿马关,河北有走马驿。宋代称邮递驿站为铺(铺是 一个借字),至元代其制更趋严密,州县凡十里有一铺,明 清沿用,后地名中的十里铺、二十里铺就是这种制度的遗迹。“堡”(bao,从土保声)本是 一种防御建筑,用作地名时,有时也读作pu,正与“铺”的音义相通,如十里堡(江苏)、十八里堡(甘肃)。“埠”(bu,从上阜声)指停船的码头,也用于地名,如浙江绍兴的皋埠、旧埠、下新埠。引申又指大的城镇:商埠、外埠。如果对地名进行一 番考察,还会从中发现民族的、人口的迁徙踪迹。温宿本是西域古国名,今陕西醴泉县有温宿岭,是因为汉时有温宿国人迁移至此(参《汉书· 西域传下》颜师古注)。西晋八王之乱以后,中原士族及百姓“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多保持原来籍贯,相聚而居,所以东晋、南朝就侨置了许多州、郡、县(隋以后废),如在京口置兖州,在武陵置河东郡。北京曾是满族当政时的首都,所以现在还有蓝旗营、厢红旗、正蓝旗这样的地名。从地名中还可以研究地貌物候的变迁。象是热带动物,可是河南省别称“豫”。“豫”从象予声,《说文》释为“象之大者”。这样看来,古代黄河流域是否有野象生活呢?回答是肯定的。古生物工作者在今河南安阳和原阳发掘出了象的遗骨和遗齿,山东大汶口遗址有数种象牙制品发现。甲骨文中有“象”字,青铜器中有象尊。《诗经·卫风·淇奥》讲“如切如磋”,“磋”就是加工象牙(古代象牙制品种类很多)。研究证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二千五百年左右,是黄河流域最温暖的一个时期,适宜于野象的生活。水北为阳,汉阳今处汉水之南,是河水改道的缘故。从地名中窥测社会心态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向往美好幸福是人们的共同愿望。“阴阳”相连。“阳”字在地名用字中使用频率占第一位,而“阴”字却用得很少。江苏吴县同里镇,原名“富土”,据地志说,“因其名太侈”,故把“富”字下部的田拿来加在“土”上,取名“同里”。可是江苏常熟,因岁无水旱之灾,常得丰稔,故名“常熟”。取名不同,各有各的道理。为了趋吉避凶,往往利用谐音改名。台湾秀水,原名臭水,后改。北京的胡同,改名的更多:母猪胡同改梅竹胡同,打劫巷改大吉巷,鸡爪胡同改吉兆胡同,苦水井改福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