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字在日本 :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究竟起始于什么时候,目前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不过,有三个问题却是可以肯定的:其一,中日两国文化关系建立的初期,中国处于文化输出的地位,日本则处于文化输入的地位,并且采用的是“凡我所需,全盘输入”的方式。其二,从日本方面来说,除了水稻栽培一类的生产技术的输入、铁器一类的先进生产工具的输入以外,从中国输入的文献典籍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三,随着文献典籍的输入,记录这些汉语典籍的工具——汉字——也被输入国日本所接受,并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字体系,从而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汉字在日本的流传和改造
汉字是随着传入日本的汉文典籍一起大规模进入日本的。最早传入日本的汉文典籍有《论语》,那是在应神天皇时期,也就是公元三世纪。根据日本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记载,百济国(在今朝鲜半岛)的王室派遣贤人和迩吉师赴日本,同时献上了《论语》十卷等汉文书籍。
《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比它晚八年成书的另一部日本史书《日本书纪》(720)是用汉文撰写的。书中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春二月,王仁博士教太子学习汉文典籍。和迩吉师和王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两部日本史书使用的文字体系不尽相同,才造成了这种同人异名的现象存在。
日本民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对于其他民族的先进的、发达的文明成就,他们首先采取百分之百的“拿来主义”态度,然后再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的需求情况,对所学的东西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在日本文化的土壤里再生。这是一个先“熟”然后生“巧”的过程,体现了熟而敢生巧的勇气和熟而能生巧的智慧。
汉字进入日本以后,很快就开始“日本化”了。因为日本人发现汉字不仅可以用来记录汉语,也可以利用它来记录日本的语言。
478年,中国南朝的刘宋王朝灭亡前夕的宋顺帝升明二年,倭王武派遣使者来中国,奉上的国书全用汉文写成,而且文体和当时中国流行的骈体文毫无二致。这反映了当时的日本对汉字使用和汉文文体已经相当了解。
但是,现存于日本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中的人物画像镜上的铭文,却提供了有关当时的日本文字的极有价值的资料。这面日本工匠铸造的铜镜上有四十八个字的铭文(图五),其中“意柴沙加(oshisaka)宫”就是“忍坂(oshisaka)宫”、“開中費直(kawachinoatai)”就是“河内直”,还有“斯麻念”、“今州利”等,都是日语中的词,汉字在这里成为纯粹记写日语词的读音的工具。铭文中的“癸未年”,一说是443年,一说是503年,虽然还没有考定落实,但可以认为和478年倭王武遣使来中国的事情时代相近。
图五 隅田八幡神社藏人物画像镜
利用汉字的字形和读音来记写日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这种方法叫做“音读”。日文中的音读汉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该字的汉语意思和它在日语中表示的意思一致,如:山、海、草、木,分别读作san、kai、soo、moku;这种音读字可以说是音译词。另一种音读字的情况是该字的汉语意思和它在日语中表示的意思不一致,这时候,原本是形音义三味一体的汉字,失去了自身的汉语表义功能,充当了日语的记音表义的工具,例如上述铜镜铭文中的日语词。
日语本来就是一种和汉语很不一样的语言。当日本人从对汉字的形音义全盘接受的阶段发展到只取形和音的时候,汉字和日语的结合就找到了一条平坦的途径。尽管如此,日本人感到在某些地方使用音读汉字还不是十分方便,于是,有了另一种对汉字的改造方式 ——“训读”。
1873年,在日本的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中出土了 一把铁制环头大刀,刀上有七十多个汉字的铭文。铭文中不仅有音读的汉字,还有一些汉字不可以用音读法去读,而要在这个汉字的字义的基础上,找出一个和这个字的字义相对应的日本固有的词语,然后用日本词语的读音来读这个汉字。也就是说,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却不借汉字的字音。这种按字义读汉字的方法叫做“训读”。
江田船山古坟中的铁刀是430年前后的产品,这个时候比应神天皇时期只晚一百多年。可见,汉字随汉文典籍大规模传入日本不久,日本人就开始以日本人自己的方式对汉字进行改造,并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了。下面是一些训读汉字的例子:
屋 ya 荷 ni
横 yoko 猿 saru
安 yasui 衣 koromo
慰 nagusamelu 慌 awatadashii
音读法是对汉字的字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训读法是对汉字的字音进行全面的改造。
至此,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已经有两个被日本化了。
那么,作为汉字的根本、即汉字的字形,在记录日语这种与汉语无关的语言时,情况是怎样的呢?
2.汉字和日本的假名
日语不同于汉语。适合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 —汉字,记录日语时自然会有不能应付裕如的地方,会有需要改造的地方。假名,就是汉字字形被日本化了的产物,它是日本人改造汉字来记录日本语的一大创造。
假,意思是借用;名,意思是名号,这里指汉字。假名,就是借用汉字字形的部分笔画作为符号来表示日语的音节单位的文字体系。
最初的假名是以汉字的单字作为符号的,因为这种假名在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大量使用,所以叫“万叶假名”。《万叶集》成书于759年以后,距离八幡神社中的人物画像镜约有三百年。
万叶假名有两种情况,一种叫“音假名”,一般是用 一个汉字表示日语中的一个音节。例如:
海,日语读音为umi,有两个音节。用训读法汉字来记录的话,仍然写作“海”,用万叶假名则写作“宇美”。
山,日语读音为yama,用训读法汉字记作“山”,用万叶假名记作“也末”。
雨,日语读音为ame,用训读法汉字记作“雨”,用万叶假名记作“阿米”。
另一 种万叶假名叫“训假名”,因为是用训读法读汉字,所以假名用字和它所表示的音节数目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有 一字一音节、一字两音节、一字三音节,也有两字一音节的等等。例如:
natsukashi,用音假名记作“奈都可之”或“奈都可思”;用训假名则记作“名津蚊为”或“夏借”、“夏樫”。
a,训假名记作“呜呼”。
i,训假名记作“五十”。
ide,这是两个音节,用训假名却记成五个字“山上复有山”。
万叶假名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系统,而是带有一些随意性,甚至文字游戏性质的用字习惯。然而,它却是现在通行于日本的两套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源头。也就是说,它是汉字和日本现代假名体系之间的桥梁,是中日文字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产物。
在万叶假名的草体写法上简化而成的一套假名叫“平假名”,大约形成于平安时代初期(八世纪末),也就是《万叶集》编成的时代。平假名开始主要是在女性当中流行,她们用平假名写和歌、记日记、写物语故事等,因此平假名被称做“女手”。当时社会上把汉字汉文看作是男性的专用品,叫做“男手”。直到905年,根据醍醐天皇的敕命编撰的《古今和歌集》问世,才宣告了平假名已获得出入社会的正式场合的通行证,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
不过,即使是在“女手”时期,男人们也不是完全不用平假名的,只是不在正式场合下使用罢了。如果是给淑女写信,或是写作和歌,他们也往往用平假名。
显然,平假名是一种比较通俗方便的文字形式(“平”,就是通俗平易的意思);不仅如此,由于它源出于万叶假名的草写体,所以它在书法方面也具有独特的表现价值。这些便是平假名有很多异体的主要原因。异体纷陈的平假名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明治三十三年(1900)八月二十一日,通过由政府发布的《小学校令施行规则》才被规范统一起来。(图六)
日本现在通行的两种假名中的另一种是“片假名”。片假名的形成基础是日语中对汉字的训读,出自于需要经常阅读汉文典籍的僧侣和知识分子之手。
604年,推古朝的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有十三条二十一款取自中国的文献典籍,例如“和为贵”、“上和下睦”等。《十七条宪法》涉及的中国文献典籍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礼记》、《孝经》、《庄子》、《韩非子》、《史记》、《昭明文选》等,可谓经史子集,靡不摭及。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养老令》(养老:日本元正天皇的年号),规定当时的大学寮学生必须习读一批儒家经典,主要是《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可见在七至八世纪,日本人已经把汉文典籍的内容融进了自己的社会生活当中。
图六 平假名各体及字源表
片假名的形成是在平安时期的中期,约十世纪。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这个时候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已超过一千五百种,近一万七千卷,超过了隋唐两朝中国本土所有的典籍种类的半数。此外,访问中国的僧侣们也陆续带回了一千多卷佛教典籍。正是在阅读这些卷帙繁富的文献典籍的过程中,片假名最终得以成形。
因为日本人往往不是用汉语来阅读汉文典籍,而是把汉文当做日文来读的。有的汉字用音读法读,有的汉字用训读法读。为了便于阅读,在需要训读的汉字旁边写出表示它的读音的万叶假名的略写形式,例如“ア”代表“阿(a)”、“ウ”代表“宇(u)”、“カ”代表“加(ka)”、“ケ”代表“介(ke)”、“ホ”代表“保(ho)”等。这种采用汉字的部分笔画(单字的开始几笔或单字的结尾几笔)而形成的假名系统,就是片假名。片假名的“片”,意思是“不完整的、不成熟的”。(图七)
至此,我们介绍了汉字在日本被用于记录日语的五种形式:
(1)用汉字标记汉语词,作为日语中的外来语词的一种,通常是音读字。
(2)用汉字标记日语词,并用日语词的读法读该汉字,即训读字。训读字在汉语中的意思和它所表示的日语词的意思通常是相同的。
(3)用汉字标记日语语音,该汉字既不表示它的汉语词的意义,也不表示它的汉语词意义在日语中的相应的词义;该类汉字仅为单纯表音的符号,即万叶假名。
(4)用汉字草书字体的简略形式标记日语语音,即平假名。
(5)用汉字楷书字体的简略形式标记日语语音,即片假名。
在现代日本语中,万叶假名不再通用,其余四种形式仍然行用。
3.汉字研究在日本
日本人对汉字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这里只能简要地从四个方面介绍一下,即日本的汉字工具书的编纂、日本的汉字简化、日本的汉字教育、日本的古汉字研究。
875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日本宫廷中的藏书处冷然院,毁了不少藏书。后来,主管教育的大臣藤原佐世为清理劫后余存的图书,奉敕编纂了一部图书清单,即《日本国见在书目》。书目中提到的“小学类”图书有五十八种五百九十八卷,绝大部分是汉文典籍,包括《博雅》、《三苍》、《埤苍》、《急就篇》、《说文解字》、《玉篇》、《声类》、《字林》、《切韵》、《五经字样》、《干禄字书》等。此外在“经学类”里还登录了《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经典释文》等二十二种、一百九十卷与“小学”相关的汉文工具书书目。从书目来看,当时中国的汉语汉字工具书已经有很多被日本人收藏了。
图七 片假名异体及字源表
日本学者编纂工具书的历史开始得比较早。据《日本书记》记载,大和时代末期的天武天皇十一年(约683)有《新字》四十四卷;到奈良时代(八世纪)有《杨氏汉语抄》;遗憾的是这些书没有流传下来。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辞书是僧人空海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成书于830年以后,该书体例和《玉篇》相仿,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音,用汉文释义。(图八)
图八 《篆录万象名义》
图九 《新撰字镜》
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僧人昌住编撰完成《新撰字镜》。(图九)这部书也是按部首排列,在字的反切注音下加注声调。该书有一种版本是在单字下面加有用万叶假名作出的“和训”,即用日语释义。因而使这种书成为现存最早的包含有“和训”的字书。
这个时期,中国的唐王朝即将灭亡,文化的发展处于低谷;而在日本,三百多年的学习和积累,已经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假名体系已经形成,有了独立的史学、文学;至于日本的语言学研究,也随着《和名类聚抄》的问世(938年)而开始了崭新的纪元。(图一○)
图一○ 和名类聚抄 (真福寺本)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各种有关汉字的工具书举不胜举。值得提一下的是本世纪五十年代成书的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连“补遗”在内共收字近五万个,数量超过了当时中、日两国已出版的任何一部字典。
日本的汉字简化是在明治维新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幕府时代的末期,前岛密曾向幕府将军建议废除汉字,使用假名。明治六年,福泽谕吉发表《文字之教》,主张压缩汉字的使用数量,只用二千到三千个单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至今没有实现,但限制汉字使用数量的主张,如今已经以法令的形式实现了。1919年,日本文部省提出了2600字的《汉字整理集》,正式揭开了将限制日语汉字字量的工作推向社会的序幕。1946年公布了1850字的《当用汉字表》,同时规定在正式法令、公文、出版物上必用;至此,行用了千年之久的“汉字假名混合文”变成了以假名为主的“假名汉字混合文”。
图一一 《常用汉字表》
过了三十多年,1977年元月发布《新汉字表试案》,含1900百字,这是第一个修改《当用汉字表》的建议。1979年3月,1926字的《常用汉字表》(修订草案)(图一一)问世;1981年3月,1945字的《常用汉字表》问世,并于同年10月,以“内阁告示第一号”的形式公布。如今,在日本的普通教科书中、在一般的出版物中,使用的就基本上是这1945个汉字。日本的简化汉字,就是在这近2000字的范围内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不十分大的字符集里进行的范围有限的简化。这是日本的汉字简化的最大特点,它决定了日本的汉字简化和中国的汉字简化将遵循不同的原则,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结果。
在字种方面,日本不设专门的简化偏旁,所有的798个简化字被穷尽式地列出在《常用汉字表》中,总数有限,简化的范围很明确,便于应用。
在字形上,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的简化字字形,如:
虫、床、当、党、独、号、机、旧、礼、麦、潜、属、双、万、峡、学、岳、猪
一方面也照顾了日本人的书写习惯,将本来应该分写的笔画连成一笔。如:
乗、黒、��、曽、、稲、児、挿
或者是将容易漏写的笔画删去,如:
��、��、��、蔵、、��、搖、喝、黄、戾、��、寛、徳
或者增加本来就容易误加的笔画,如:
歩、企、延、賓
总之,偏重于书写的便利;不是依据“六书”的原则,而是尊重本国国民的书写习惯并据以确定简化汉字的字形。日本的汉字教育有两大内容,一是识字,二是书法。
图一二 教育用汉字学年别配当表
明治维新以前的一千多年间,日本教育主要以汉籍学习为主,所以对汉字的掌握,从数量上讲,和中国的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明治维新以后,在废止汉字、限制汉字的社会思潮冲击下,汉字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明治十六年(1883),主张专用假名的各派人物组织了一个联合团体,名称就是全用假名的,叫“かなのくゎぃ”(kananokuwai);大正九年(1920),山下芳太郎发起组织了“假名文字协会”,主张用片假名;此外还有主张用罗马字母的“罗马字会”。
这一时期,“二松学舍”的创设则代表了传统汉学教育的维护者们的愿望。明治十年(1877)十月,文学博士三島毅创设了这所学校。仅该校的普通科课程里就有《孝经》、《论语》、《孟子》、《史记列传》、《十八史略》等,涉及的汉字单字在4000字以上。
此后由政府先后公布的各个汉字表,都是与识字教育紧密相关的。昭和十七年(1942),文部省在国语审议会提出的《标准汉字表案》(2528字)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发表了2669字的义务教育用的汉字标准。昭和二十三年(1948)2月,在《当用汉字表》基础上制定了《当用汉字别表》,即“教育汉字”,含881字。昭和三十三年(1958),将这881字分别列入小学六个学年的教学大纲里,确定了《学年别汉字配当表》。昭和四十三年(1968),又增加进115字作为“备考”。昭和五十二年(1977),将“备考”的115字也列入表内字中,形成现行的《教育用汉字学年别配当表》。(图一二)
至于书法,它曾经是日本的贵族、僧侣、武士阶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必修课。他们认为书法是心灵的绘画,即所谓“心画”,是体现、观照自我内心世界的方式。因此,书法是作为陶冶精神的途径而存在于上流社会与知识分子中的。(图一三)
13-1.弘法大师书
13-2.进狸毛笔表
13-3.小野道风书
13-4.藤原行成书
图一三 日本汉字书法作品
明治初年,“书学”和“素读”、“算术”并列为小学教育三重点。然而过了不久,中小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大幅度增加,习字课虽然仍被列为第二位,但课时数由以往的每周三十学时骤减到每周六学时。
1900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中国已不再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学习榜样了,习字课也随之丧失了作为独立的基础课程的地位,改名为“书写方法”,合并到“国语”课程中,与“读法”并列,成为名副其实的记录语言的“工具”性课程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主张使用硬笔,不用毛笔,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围绕是废止习字课还是出于尊重艺术和精神修养保留它而展开。到1941年,决定将“书写方法”恢复为“习字”,独立出来作为一门课程列入“艺能科”。书法的陶冶精神的功能重新得到了承认。(图一四)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日本的古汉字研究。古汉字,这里指甲骨文。十九世纪末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实物文字体系。日本人是外国人里最早见到甲骨文实物的。1902年10月,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拜访了刘鹗,在刘宅见到了甲骨文字片。此后他改行研究学术,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
日本学者得知甲骨文被发现的消息后,普遍持怀疑态度。但有一位名叫林泰辅的教授,于1905年购得十版甲骨文字片后,对它深信不疑,并于1909年发表论文《论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对甲骨文字片的来历作出了精到的判断,得到了当时中国学者中研究甲骨文的代表人物罗振玉的高度评价。
14-1.万叶集
14-2.古今和歌集
14-3.古今和歌集
图一四 日本的假名书法
“九· 一八”事变以前,日本人收藏的甲骨约在三千片左右。此后,日本人收藏的甲骨片数量迅速增加,总数近以万计。起初,这些甲骨文字片只是作为文物存在;随着 二次大战的结束,日本的学者便在这些收藏的基础上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白川静、贝塚茂树、岛邦男等。
总之,由于对汉字的态度已经从全盘借用转为限制使用,对汉字的研究也就从实用的基础研究转为历史的纯学术研究。汉字的整个系统已经大部分退出了日本的现实舞台,但是汉字的影响却通过种种渠道渗透在日本的历史中,渗透在日本的社会中,渗透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识和日常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