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汉字与翻译 : 一位作家说过:“从语言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之日起,从语言把人们分隔之日起,翻译实践便存在了。”佛教传入中国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佛经的翻译工作,据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我国开始翻译佛经。人们一般以此作为我国文字翻译的开端,即文字翻译在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语言翻译,我国的翻译史将更为久远,也就是说,翻译早已跟人们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所谓翻译,就是改变语言的信息载体形式的过程。因此,语言形式和翻译密切相关。撇去翻译过程中的其他因素不论,原语与译语的本身的特点有时也会造成翻译过程中存在一些难以圆满解决的“障碍”,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林纾的翻译》20页,商务印书馆,1981)就汉语而言,与翻译相关的语言因素有很多,如语法、韵律、风格等等,除此以外还有汉字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我们将汉语视作原语还是译语,作为汉语载体的汉字必定对翻译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这里选取一些实例,来考察汉字与翻译的关系。
1.以汉语为原语,看汉字之“难”
这里所说的汉字之“难”,是因为在译语的文字体系中难以找到与汉字相对应的特点,汉字本身的结构特点给翻译汉语文章带来了不尽如意之处。如: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在翻译成英语时,“逶迤”被译作“serpentine”,“磅礴”被译作“pompous”(许渊冲《翻译的艺术》第54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serpentine”与“逶迤”,有共同的语义形象(蛇行),“pompous”与“磅礴”还有语音上的近似。可“逶迤”和“磅礴”用在句中,除了具有韵律上的作用外,还通过“逶迤”和“磅礴”二词分别具有相同的偏旁而增添了诗的形式美,译文虽颇费周折,却无论如何寻求不到这种“形美”。在汉语中这样的词语有很多,如:“峥嵘”、“苍茫”、“慷慨”、“葱茏”,翻译中要能反映这种特点与色彩的词语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自然与汉字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汉字的特点是与汉字的性质相联系的。无论人们对汉字的性质如何去定义,从什么角度去定义,汉字作为文字系统与其他文字系统所不同的几个特点是人们普遍注意到的:首先汉字在构成上使用了三类符号,即:和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意符,如:“清”中的“氵”;和文字所记录的词在语音上有联系的音符,如“清”中的“青”;和文字所表示的词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记号如“鸡”中的“又”。(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而其他文字系统则与汉字不同,如拼音文字只是一种语音符号,像英语中book(书)就是由b、o、o、k四个音符组成。
汉字的这种构成方式的特点常常反映在文学创作和日常口语言中,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俩都姓‘zhang’,一个是‘弓长张’,一个是‘立早章’。”如何反映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对翻译工作者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汉字还有一些外形独特的字,如:“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三个人品字式的坐了,随便谈了几句。”(茅盾《子夜》)这些字又该如何去翻译呢?
汉字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个字在整体上呈现方块形构造,人们在谈到汉字时都常常称其为“方块汉字”或“方块字”,也就是说,汉字的每个书写单位是等长的,其他拼音文字体系的文字则与汉字不同,构成每个单词的字母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书写单位不是等长的。汉字等长的特点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有明显的反映。我们知道,古诗词的格律与诗、词的字数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由于汉字书写上的等长性使得古典诗词的长短在形式上具有固定的格式,如五绝是每句五字共四句,那么在翻译中能否体现我国的古典诗词在形式上的这种“定式”呢? 请看崔道融《春闺》:
欲剪宜春字，
春寒入剪刀，
辽阳在何处？
莫望寄征袍。
W.J.Fletcher的译文
My husband to the wars has gone
And I a cloak for him would make,To wrap him frm the rugged climeLest bitter cold his slumber break.But when I tride to cut the wordsOf“Happy Spring”as omen fair,The chilling breath that winter leavesBenumbed and left me helpless there.If could am I,far colder thou Upon those desert plains and bare!Thou lookest for the cloak and I Of sending it despair.
这首译作和原作在形式上已经相去甚远,以至于被认为近似于英国歌谣。(施觉怀《略论翻译》,《翻译通讯》1982年第3—4期)中国的“词”又称长短句,即以句子的参差构成篇章上的形式美,而这又依赖了汉字的等长方块形构造。李煜的《忆江南·怀旧》,英文译文至少丢弃了篇章的形式美: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Yijiangnan
Remembering Past Times
How many cherished memoriesIn the sweet dream I had last night!
As of old,in the Royal Park,I took my leisure,treading light.
Horses trotting or cantering—Vehicle traffic in full swing
Gorgeous flowers under the moon—In my homeland'tis lovely sping!
而有些译的较佳的作品为了意似、音似,也不得不把“形似”放在次要的位置,有的则采取散体译法代替诗体译法。很多人却认为形式在文学翻译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甚至还认为“形式可以说是诗的灵魂”。但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实践中,却只好因此而割爱了。
汉字还有一个特点是:它在形体结构上分成笔画、部件、汉字三个层次,如“耀”就可以分析为:“光”和“翟”,“光”分析为“小”和“兀”,“翟”分析为“羽”和“佳”等。汉字的很多部件是成字的(如“耀”中的“光”和“翟”),因此,汉字的字形结构有较强的可称说性,如“李”可称说为“木子李”,“吴”可以称说为“口天吴”。在文学中就出现了“拆字对”,请看下例:
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在对翻译本身在作出评价。翻译界在翻译标准上有种种的不同看法,翻译过程中也有各自不同的处理,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补偿手段来表达原语的特殊之处(详下),这里只是借助它来观察汉字的结构特点,说明汉字的这些特点在译语中不一定有合适的形式与之对应,成为翻译工作者们必须设法解决的“难题”。
2.以汉语为译语,看汉字之“妙”
这里所说的汉字之“妙”,是指以汉语为译语翻译其他语言时,汉字丰富的结构功能的种种体现。第 一部分已对汉字的结构特点作了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请看下例:
天阴
秋雨
一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地
滴在
头顶
这是周良沛先生对一首法国诗的译文,(《盲谈译诗》,《诗歌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译者巧妙地使用了“滴”字,“滴”字在汉语中既是一个拟声词又是动词,同时在字形结构中使用了意符“氵”,使得译文声态相合,形意俱佳。
汉字的字形特点也被用于术语的翻译中,例如:
T-square 丁字尺
I-bar 工字铁
在翻译中都选择了字形与英文字母近似的汉字。
汉字的字形结构特点在翻译中的应用,还明显地反映在形声字上。形声为汉字类型之一,由意符和音符组成,形声结构的运用可以较好的反映原语的读音,同时也可以保留原语中词语的理据。例如:把学名叫Mam-muthus primigeniu的已绝种的古代毛象mammoth [mm]译作“猛犸”,用“犭”表示类名。把为纪念爱因斯坦而得名的原子序数为99的人造金属元素einsteinium译作“锿”,用“钅”表示类名。
在翻译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时,也可以利用不同的汉字字形来区别同音现象。例如:在翻译古代西北民族直至现在维吾尔族人名时,人名称谓中的“han”所对应的汉字通常有三个,即“汗”、“罕”、“汉”,分别用于不同的人名的翻译中,“汗”作为独立的词与人名连用,表示对国王的称谓:“罕”作为词尾附加在女性人名后,表示性别;用“汉”作为词尾附加在男性人名后,表示性别。当我们在书上看到“～可汗”、“阿娜尔罕”、“铁木尔汉”时,都可以清楚地得知他们的性别和身份。反之,如果对“han”音只用一个汉字去对应,就会造成混淆,也会使原语失真。旧时,对某些外国国名、人名及少数民族名称、人名,用贬义字眼或加贬义偏旁,也是利用了汉字的字形特点。
3.翻译中的心理因素
以汉语为译语进行翻译时,由于汉语的音节数目是有限的,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字,于是汉字的字形担负着重要的别义作用,以至于人们在语言应用中常常伴有“字必有义,一字一义”的潜意识,这就使得汉语译词在选择什么“字眼”上颇费考虑,难怪“拓译名之荒”的严复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感叹。这就必然受到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请看下例:
(英语) Vitamin 维他命/维生素
(世界语)Esperano 爱斯不难读/世界语
(英语) CoCa Cola 可口可乐
(德语) Gestapo 格杀打扑/盖世太保
翻译外来词的上述方法在语言学中称作“音译兼意译”,从这种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通过“择字”或“改字”来反映他们的好恶和其他情感。清代乾隆皇帝就曾下过谕旨指出:“我满洲与蒙古,一字一音,即尽其一字 一音之义。从无一音而有二字,以至数字。惟汉字则一音有多至数字者。于是以汉字译清字音,得以意为爱憎,每取恶字,以示见贬,不但于异国异字用之,即于同一汉文,颇有用具为抑扬者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末)清乾隆时期编著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曾将辽金元三代的译名,全部修改。下面是一个现代的例子:
这里有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联合国军’首席代表、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凯·哈里逊的名字早已为人们熟知。可是签字后,发表的中文文本上竟成了‘海立胜’。这是在核定文本时,对方坚持要译为‘海立胜’而致。大概,他们的意思是想以此表示他是‘海岛上站立着的胜利者’吧!(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
国外的汉学家、传教士、外交官则将自己的名字音译的同时加以汉化,这种汉化就是通过选择一些中国姓氏字来实现的,如: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阁(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
Karlgren 高本汉(瑞典汉学家自取的汉名)
Hirth 夏 德(德国汉学家自取的汉名)
Needham 李约翰(英国科技史学家)
又如曾任英国首相、工党领袖的C.R.Attlee,四十年代后期,新闻界译作“阿特里”,后应英国要求而改译为“艾德礼”,不谙外语的人用汉字替外文标音以便于记忆,与此不无关系。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在出使沙俄时就曾让通事(翻译)将应酬话编成有汉语意义的谐音字写在扇面上,诸如将“请坐”写作“杀鸡切细”,“谢谢”写作“四包锡箔”,“冷”写作“好冷得那”等等,以备不时之需。
“维他命(Vitamin)”被“维生素”取代,“盘尼西林(Penicillin)”被“青霉素”取代,“莱塞(Laser)”被“激光”取代,从这类例子中可以看出时代发展的痕迹,它反映了科学发展给人们的认识带来的变化。与此相似的是,今天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迷你”。它源于英语的前缀“mini”,意为“最小的”、“最低的”,与汉语中的“袖珍”、“微型”相当。音译为汉语时人们选择了广告色彩颇浓的“迷你”二字(有些人认为“迷你”还具有不雅的意义在其中。见王希杰《迷你,迷你,迷你》,香港《普通话》1989第1期)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可能源于“迷你裙”这个组合词。于是在今天的汉语词汇中有了一批由“迷你”组成的词,如“迷你型”、“迷你扩印系统”、“迷你汽车”、“迷你小说”等,这既与开放的大背景有关,也与汉字的特点有关,这也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望文生义”。汉语中的“迷你”已不仅仅具有英语的本义,而且还具有它在字面上的意义“使你着迷,令你喜欢”的意义,甚至它的字面义在某些场合超过了它的本义。而在为数不少的不了解“mini”本义的人说来,恐怕囿于汉字字面意思,真的被“迷”了。这里我们不打算对此现象进行社会心理学的评价,只是从一个侧面上说明汉字的特点。
4.翻译中用字的规范化及其他
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广泛,翻译成为联系人们的纽带之一,翻译工作中的规范化问题在今天变得愈来愈为重要。这以术语和专名(指原作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商品名、作品名、会议名等)的翻译为代表。我们知道,我国方言差异较大,而汉字又非拼音文字,因此,当用音译的方法来翻译专名时,就会反映出这种方言差异。如美国著名童星Shirley Temple在广州译为“莎梨谭宝”,在上海译为“秀兰邓波儿”,依照普通话则应译为“雪莉·坦普尔”,而现在被人们接受的译名却是依上海话音译的“秀兰邓波儿”,这体现了专名翻译中的原则之 一“约定俗成”,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再去依普通话的语音去更改“邓波儿”这个译法。比如有人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依照语音对应的规律译为克莱尔·李·谢诺尔特,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儒勒· 凡尔纳(JulesVerne)改译为魏恩,这样就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
专名翻译中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名从主人”,由于汉字的同音字很多,因此在音译专名时选字就会“因人而异”,由于存在方言差异也会导致选字“因地而异”。这 一切都会使得汉语译名混乱,国内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书,如地名委员会编《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世界姓名译名手册》和知识出版社的《世界地名翻译手册》等,这都为专名翻译的规范化提供了依据。
规范化在科技术语的翻译中也非常重要,因为在学术交流中科技术语是需要互相引译的,而且国外已利用计算机编纂双语或多语的术语词表和词典,建立术语数据库,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前提就是要统一科技术语。我国1985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并根据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专业划分,成立了分委员会,同时在审定委员会下还成立了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都为规范化奠定了工作基础。
翻译被称作语间交流,不同语言间的形式差异使“等值”翻译成为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不是可能,但语言又是作为交际而存在的,我们的翻译也是以读者的明了为前提的,因此翻译工作者通常在译语中采取“补偿”手段来反映原语的内涵,请看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所译《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一段译文:
原文:“Listen at you,now,”Lusten said,“Ain’t you something,thirty years old.going on that way.”译文:“听听,你又瞎哼哼了!”勒斯特说,“你都30岁了,
咋还是这个羊(样)子。”
赵元任先生用了“羊(样)子,”在口语中模仿方言,书面上又是形近字来反映原文中美国南方黑人的语言特点,希望以此来补偿原文中无法直接再现的语法不规范。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双语间的对译有很多是不可补偿的,只能舍弃。
前面已经谈到汉语中专名翻译问题,下面再着重分析一下。请看下例:
把斋需待见星餐,
经卷同繙普鲁干,Kuran 古兰经
新月如钩才入则,roza 肉孜(即封斋)
爱伊谛会万人欢。heyt 开斋节
这是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充军伊犁时写的一首反映当地人民生活的诗,(谢有规《林则徐多知维吾尔语》,《语言与翻译》,1987年第1期)如果没有右侧的注解,我们很难知道“普鲁干”、“入则”、“爱依谛”何所指,从而读不懂全诗。原诗中的三个音译词今天都不使用了,这就成为我们理解原诗的障碍。
如果考察一下专名的翻译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种:
1.意译法,如: the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2.音译法,如: New York 纽约,sofa沙发
3.音译加意译 如: Trojan horse 特洛伊木马
人们在翻译过程中有选择地使用以上三种方法,但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方法的译词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不 一样的,这与专名翻译所选择的方法有关,换言之,这是由各自的语言特点决定的。意译是立足于汉语的特点去翻译专名的,因此意译词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而在音译中则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请看下列:
A:茉莉 梵语 mallika?
幽默 英语 humor
咖啡 coffee
白兰地 brandy
B:柏理玺天德—总统 英语 President
赛恩斯—科学 science
德律风—电话 telephone
白脱—奶油 butter
爱斯不难读—世界语 Esperano
A、B两组例子反映了音译词中的两种倾向,A组音译的同时在字形上作了选择和变换,如“茉莉”中的“艹”头,“咖啡”中的“口”旁(也有人认为是用“口”来表示音译词),以汉字的结构特点为依据的这种字形上的选择和变换,译词就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幽默”和“白兰地”是在音译的同时遵循了汉字的另一个特点,即一个汉字基本上是和一个语素相对应的,因此通过选择汉字使得音译词本身具有了“理据”,而这种“理据”完全是由译语带来的。下面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类音译词也是易于接受的。比如“白兰地”曾被人用在这样的无情对中:“三星白兰地,五月黄梅天”。而“幽默”则被人们作过这样的理解:“最高度的幽默是无言的,是不言而喻的。”显然,人们已经觉察不到它们是音译词,而从它们的字面出发赋予了新的理据。
B组则反映了另一种倾向,因为语言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音节等),音译词被排斥而改为意译。改译中的有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如“德律风”改为“电话”,“爱斯不难读”改为“世界语”。其实“电话”、“世界语”均为日语借词,而通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还有“瓦斯”“组合”、“取缔”等,这些词借用了日语的原形改读为汉语。它们被接受正是由于日语中汉字的影响,在我们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厚生省”、“株式会社”这样的字眼,也因为同样原因而被接受。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汉语有一种化解外来语的能力和倾向,从听觉上,人们拒绝接受超出汉语音节的音译词;在视觉上,由于汉字(基本上)是语素文字,我们也难以接受汉字“无意义”的组合,于是意译词容易被人们接受,音译词则有向意译改变的趋势,而音译加意译,音译兼意译则成为一种辅助的方式。
本文不是讨论翻译问题,因此对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标准无意作出评价,我们认为,理解本民族文字的特点有很多途径,而翻译过程中的某些现象确确实实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汉字特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