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与文章 : 先秦儒家都把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汉代扬雄明确地将文章与君子小人联系起来,认为从其文可以见其人,《毛诗序》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就是魏晋以来强调文艺独立性的玄学,也主张文章与人品修养不能分离。萧纲对于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却有全新的看法:“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明确地把修身的道德实践与艺术的审美活动分开,指出二者根本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一面。它的确有其新颖和深刻之处,立身处世与修词成章相通而不能相等,或篇章狎荡而生平无外遇,或词意贞洁而纵欲无度,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当然,萧纲此论的消极面也是明显的,他把文学创作只看作取乐之方,剥离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为他提倡的色情浓厚的宫体文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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