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 : 韩愈、柳宗元提出的古文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韩在《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夫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明确提出:“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也。”他们都一致认为“道”不仅是“文”的内容,而且也是作“文”的终极目的,“文”只是传道的媒介和手段,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作文以“务采色”和“夸声音”为目的,就是弃本崇末了。不过,韩、柳对“道”的理解有明显的差别。固然并不能排斥韩愈“道”包含有现实的内容,如他以孔孟排佛、老,就是力图在思想上做到古今相承一脉,便于使中央政权真正成为天下只此一家,以此阻止地方的割据势力,但是他的“道”的主要内涵是儒家的道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是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道德伦理原则。柳宗元虽然也标榜孔孟之道,但他同时又说“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联系他“以辅时及物为道”的论述看(《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的“道”并不在于是否合于正统的儒家经义,强调的是它辅时及物的现实功能,是它有益时政有益生民的现实作用,他赋予“道”以更积极的现实内容。宋欧阳修比较韩柳说:“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对“道”的理解的这种分歧,分别对古文运动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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