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沈枫墀论学 : 章学诚撰。见《章氏遗书·文史通义·外篇三》。他对当时文人学者趋炎附势的学风文风颇不满意,“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绚当世之所尚”,其实训诂、文辞、义理,“皆道中之一事耳”,不应该“各趋一节”。他认为考订、词章、义理,“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言之,则记性、作性、语性也。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人当自辨其所长矣。”他用“才、学、识”换下考订、词章、义理,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识”再非一般论者所指的程朱之理,或者圣贤之道,而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显然具有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倾向,开辟了文章内容的新天地。其所谓“学”,也超越了一般考据家的注经,而拓出更广阔的学术疆域。“才”则比“辞章”更表示出对作家写作天赋的肯定。他这种新提法,比那些纠缠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间而不能自拔的论者,在理论意义、思维能力和方法等方面都高出一个层次。
他对三者关系的把握比较精辟,“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理不虚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二者相须如左右手。”“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若“各分畛域而交相诋”,则“不能通乎大方。”他又指出“著述”者各有追求,或主义理以立德,或主考订以立功,或主文辞以立言,此“人生不朽之三,”而“德不虚立,即在功言之中,亦犹理不虚立,即在学文二者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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