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 : 中国近代美学论文。王国维(见“人间词话”)著。初收入《静安文集》(1卷本),继而先后收入1927年海宁王氏印本《海宁王忠悫公遗书》(4集)和1940年商务印书馆长沙石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04卷)。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中有辑。
本文分5章,共约1.7万字。将西方近代美学,特别是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运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与评论,阐发了作者的一个基本美学观点,即审美超利害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而“欲”的追求必然带来痛苦;即使一时的“欲”满足了,然而“他欲随之”,还会产生新的不满足,因而痛苦终不可免。“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认为,要想解脱这种由“欲”所带来的人生苦痛,就只能求助于美的艺术,因为“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它可以“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文章进一步说,美有优美和壮美两种。优美与人无利害,它使人产生“吾心宁静”的优美之情;壮美虽“大不利于吾人”,但在主体独立的理性力量(“知力”)的作用下,则也会产生“其快乐存于忘物我之关系”的壮美之情。据此,认为《红楼梦》正是一部“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的书,因为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它一反古典戏曲、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平和、乐天的“吾国人之精神”,“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同时,它也与西方那种“天才”的、“超自然”的、“非常之人”的悲剧不同,而是表现“人人所有之苦痛”和“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通常之解脱”的普通人的悲剧;而且就其悲剧结局来说,既非“极恶之人”的百般压迫,亦非“盲目之命运”造成的“意外之变故”,而是“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所以《红楼梦》才是“天下之至惨”的普遍必然的人生悲剧,“宝玉、黛玉之事”才是这种至惨悲剧的典型。同时,认为《红楼梦》着重描写“固不可不尝人生之忧患”的痛苦,只是“欲达解脱之域”的一个中介,“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离“此桎梏世界”,追求人生解脱才是它的真正理想。所以,它体现的是“美学上最终之目的”和“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的统一。也正因为追求由痛苦走向解脱之快乐,因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壮美(实崇高)。《余论》章还批评了当时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考据之风,认为宝玉其人既非“述他人之事”,亦非“作者自写其生平”,而是作者所创造的“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于个人名字之下”,凝普遍性于个别性之中的艺术典型。因此,应当通过宝玉的“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而不是纠缠于“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的考证之学上。否则,便抓不住“《红楼梦》之精神与其美学、伦理学上之价值”。
本文无论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还是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所贯穿的审美超利害说,涉及到美学上重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它明显崇尚壮美(实崇高)理想和悲剧艺术的观点,以及在典型论上的个性化倾向,都是对中国传统的以和为美的古典美学体系的突破。这使作者成为中国近代美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它在阐述美学问题时所包含的要求摆脱封建主义桎梏的思想,也具有积极的文化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