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谷鸟又叫了》的争鸣③

    关于《布谷鸟又叫了》的争鸣 : 《布谷鸟又叫了》系杨履方发表在1957年第1期《剧本》上的话剧剧本。作品写开朗、活泼、单纯的农村姑娘童亚男很喜欢唱歌,被人称为“布谷鸟”,她把自己纯真的爱给了王必好。而王自私狭隘,满脑子封建夫权思想,利用团支委身份禁止童与别的男青年特别是与歌友申小甲交往。党支书方宝山只关心生产,不关心人,对童的个性、爱好、追求不理解,不关心,童不能忍受而奋起抗争,终于获得了自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爱人申小甲。于是“布谷鸟”又欢快地歌唱了。《剧本》上演后,很多地方将其改编为戏曲和电影,上映后受到欢迎。可是,改编的豫剧1958年在河南演出时却受到了批评。商丘县委刘学勤等在当年第22期《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剧本思想倾向上存在问题。1959年第3期《剧本》发表对剧本作肯定性评价的文章,自此就剧本展开了讨论。
争论主要集中在:一、关于《布谷鸟又叫了》的主题。一种意见认为剧作的主题是铲除封建残余,歌颂社会主义时代的妇女解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剧作是在关心人和妇女解放的帽子下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表现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二、关于童亚男的评价。肯定者认为童是“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农村青年,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代表;否定者认为童亚男是“穿着农村姑娘服装”、“拼命追求个人‘幸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化身”,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没有一点新型农村妇女的气味。三、关于方宝山的评价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党支书方宝山是被歪曲了的,作者对他关心生产和爱护公共财产的优秀品质百般嘲弄;另一种意见认为方宝山是先进的、具有优秀品质的正面人物,作者怀着善意批评他“见物不见人”的缺点,分寸把握得好,因而他是一个“真实可信”、“具有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讨论中还涉及到如何用喜剧形式反映生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艺作品能不能和怎样写社会主义时代农村新人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应不应该尊重人的个性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问题。
讨论中,姚文元于1960年发表文章,指责《布谷鸟又叫了》“歌颂、美化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丑化了农村党的组织”。此后,《布谷鸟又叫了》不再上演。1962年,“广州会议”上《布谷鸟又叫了》得到平反, “文革”中再遭厄运。直至1979年《上海戏剧》发表了杨履方、陈恭敏的文章,对《布谷鸟又叫了》重新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