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 : 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作为两种文化要素,包容于中国文化大系统之中。这两者相互影响,又共同体现出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1.传统思维方式对汉字的影响
思维方式与文字的性质是有密切关联的。与汉字具有同样古老历史的古代地中海东岸居民的思维方式,很早就具有理性分析的特征了。这就是说,他们自古就惯于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作为其表征,古地中海人最早使用字母-音素文字。公元前两千年代末期,西部闪米特人创造了纯形式的辅音-音素文字,腓尼基文字就是这类文字的代表。希腊人在早期曾使用过音节文字,公元前一 千年代初期,他们对腓尼基文字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使之成了元音-音素文字。这两种文字都是字母-音素文字,即是用字母表达音素的文字。创制这种文字,需要有下述基础,即把言语分解为最简单的语音要素,即音素,并把音素分为辅音、半元音、元音,归纳出特定语言的音素系统。要打下这样的基础,光凭感觉是不行的,凭感觉只能把握到言语中的音节,这需要凭借理性分析思维才行。这样看来,没有西方人特定的思维方式,就不会有其特定性质的文字。
汉字的基本性质与传统思维方式
汉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经验综合性特征,它倾向于对事物作经验的整体把握。与此相关,我们的汉字很早就是、到现在仍然是语素-音节文字。一个汉字,一般是代表一个单音节语素的,例如下面的十四个字: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少数汉字,只是代表语素中的 一个音节的,例如“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带来了新的启示”中的“布尔什维克”五个字。总而言之,汉字是代表 一个有意义或无意义的音节的。音节,是语音中最自然的结构单位,它是指在说话时由于发音器官的肌肉交替地 一紧 一松而在人们听觉上形成的一个个语音段落。人们凭借感觉感知它,又从整体上把握它。在此基础上,给它 一个代表符号,即 一个具体的汉字。这种性质的汉字的形成,无疑受到传统经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汉字的基本字符与传统思维方式
字符是指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意符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意符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为形符,是通过自己的形象起表意作用的,如古文字中“涉”、“射”等字所使用的的字符;一类为义符,是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起表意作用的,如“歪”、“楞”等字使用的字符。音符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语音上有联系的字符,如“花”字的声旁“化”,“江”字的声旁“工”。记号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如古文字中的“六”、“七”、“八”和现代汉字中的“日”字。
在西周以前,记号这种字符较少。汉字一般使用意符和音符。这时使用的意符,基本上都是形符,如甲骨文中“网”、“弓”、“析”等。
西周以后,随着字形、语音和语义的变化,汉字由使用意符、音符的文字体系变成了使用记号、意符和音符的文字体系。在这时,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变成了记号。这时使用的意符,绝大多数是义符。这种字符,都是由已有的汉字充当的,是用它本身的字义来表意的,如“晴”中的“日”旁,“河”中的“水”旁。这时使用的音符,也是由已有的汉字充当的,是用它本身的字音来表音的,如“江”、“河”中的“工”和“可”。这些义符和音符,如果从其本用来看,仍然是记号。
与汉字不同,西方拼音文字所使用的字符都是音符。东西方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是有明显差异的。
汉字使用字符特点的形成,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啊有关。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意象性特征。这种思维是把具体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思维,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思维。《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的《周易明象》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都是讲的思维的意象性。传统思维是由象表意和由象知意的,这与汉字的结构非常类似。汉字使用的基本字符是形符和记号,它是以形符(类似具体的物象)和记号(类似于卦象)表义和索义的。可以说,汉字在使用字符方面的特点,是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在汉字上的投射。
汉字的基本结构与传统思维方式
汉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这种思维方式善于把握统 一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使得汉人惯于讲偶讲对。宋代思想家王安石说:“五行之为物……皆各有偶,是以皆不免有所对”。张载也说:“不有两,则无 一”。朱熹说:“大抵天下事物之理……无无对者”。汉人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汉民族各种文化现象。例如,在我国古代的散文和诗歌中,就经常使用对仗这种修辞手段。骈体文这种体载的作品,甚至主要用对仗来构文。我国古代文学中追求成双成对,人们认为这种事物是美好的。
汉字也追求对偶性,一个汉字多由两个字符构成。汉字的构成方法,传统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说。这四种方法使用的频率不同,其中形声相益的方法,时代愈后,使用频率越高。商代后期的甲骨文中已识字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一。在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形声字增加得非常快。《说文解字》里所收小篆中的形声字,其数量已占82%。南宋郑樵曾对23000多个汉字的结构做过分析,发现形声字的比重已超过90%。这大量的形声字,基本上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例如:
“防”字的字符为“阜”和“方”。
“祥”字的字符为“示”和“羊”。
“峡”字的字符为“山”和“夹”。
“肌”字的字符为“肉”和“几”。
“日”、“月”为“明”。
“任”、“几”为“凭”。
“少”、“力”为“劣”。
“日”、“永”为“昶”。
汉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合体字中的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因此有人认为:“方块汉字是 一种意音的形声制度的文字”。“方块汉字四千年演变的历史,事实上就是 一部形声字发展的历史,一部形声字的比重不断增加、不断取得优势的历史”。(梁东汉《文字》52页)
同西方同一类型的文字相比较,汉字在结构上的这一大特点是很突出的。在古埃及文字中,也使用和汉字中的形旁类似的定义符号。但是,这种符号不是用来确定一个表示语素的文字之意义的,而是用来确定用辅音音素符号书写的词的意义的。 例如,在埃及文字中, (表示“m—n—h”这个词)这一写法,可以表示男青年、纸莎草、蜂蜡等意思。为了区别意义,表示“男青年”时,就在它的后面加 一个“人”的定义符号;表示“纸莎草”时,就加一个“植物”的定义符号:表示蜂蜡时,就加一个“散体物”的定义符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定义符号一般并不与表示辅音音素的符号构成一个书写单位,而是各自独立。比如,记录埃及语中“大海”这 一词的,是由四个独立的书写单位组成的。一个书写单位是由表示辅音“w— ’—d”的符号(原为意词字“纸莎草、绿色”)和表示辅音“d”的符号(原为意词字“眼镜蛇”)组成的,二是表示辅音“w—r”的符号,三是表示单辅音“r”的符号,四是水域的定义符号(原为表示“水渠”这 一词的符号),它使表示辅音“w—’—d—w—r”的符号具有大海这样的新词义。上述四个部分,实际上就是记录 一个独立的语素的,但是,它们并没有象汉字中的“声”和“形”那样,结合成 一个独立的书写单位。在埃及文字中,很少见到像汉字形声字那样的把定义符号和音素符号结合成一个书写单位的字。与埃及文字比较起来,汉字的形声字是很独特的。
汉字的这 一特点与传统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特征密切相关。在传统思维模式的特征中,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人们认为时间、空间观念是以主体为中心的,时间是循环往复的,空间是随时间流转的。其次,人们认为支配时空变化的内在力量是阴阳,是气。阴阳对立,统 一于气。古人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正因如此,古人就用上述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天为阳,地为阴,天地为一体。夫妻亦为一体,夫为阳,妻为阴。古人在解释火药爆炸的原因时说,“凡火药以消(硝)石、硫磺为主,草木灰为辅,消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才引起爆炸。(《天工开物·火炮》)在火药之中,古人看到了阴、阳对立的两面,或者说古人认为火药主要是由为阴的硝石和为阳的硫磺构成的。古人在解释宝石的成因时说:“(宝石)从井底直透上空,取日精月华之气而成,故生质光明。”(《天工开物·珠玉》)古人认为宝石也是由阴阳两方面构成的,阳的方面是日精之气,阴的方面是月华之气。古人用阴阳认识万物。形声字最适于用上述思维方式来认识。就形声字这个统 一体来说,它内部有形旁和声旁的对立;形旁和声旁这对立的两面构成了一个形声字的整体。就多数形声字来说,声旁在右而形旁在左。例如:
“江”字左侧为形旁“水”,右侧为声旁“工”。
“河”字左侧为形旁“水”,右侧为声旁“可”。
“禄”字左侧为形旁“示”,右侧为声旁“录”。
“禧”字左侧为形旁“示”,右侧是声旁“喜”。
既然如此,那么奠基于秦汉以前的汉字,也是以字的右侧为尊,左侧为卑的。尊者为阳,卑者为阴。就多数形声字来说,是声旁为阳,形旁为阴。正因如此,居于左侧的形旁常发生变形。例如:“狂”、“猫”、“降”、“陟”、“泥”、“活”等等。受居于左侧形旁的变形影响,其他位置的形旁也常发生变形。比如“草”、“造”、“都”、“鄙”等等。同是 一个“邑”,当它在“都”、“鄙”等字中作形旁时就发生变形,而当它在“浥”、“挹”诸字中作声旁时就不发生变形。变形后的形声字形旁,由其形体上就可以看出它对于声旁的依附。这样看来,可以说形声字中的声旁为阳,形旁为阴。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的形声字,正适合传统的思维模式;形声字比重的直线上升,在 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前面讲过,传统思维是辩证思维,这使得中国人惯于讲偶讲对。相互对称可以构成 一种平衡美,因此,在辩证思维的影响下,汉人产生了以平衡为美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对许多文化现象产生影响。比如在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绘画,其构图就完整对称,富有整体感。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龟腹甲上的刻辞,也以中心线为界,左右对称。北京故宫,建筑气魄宏大,富丽堂皇,完整匀称,正是汉人对于平衡美追求的物化。这种审美观念,同样影响到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的汉字。我们知道,中国的汉字有好几种字体,诸如篆书、楷书、隶书等等,每 一种字体的结构形式,都有其内部平衡律,即文字要写得结构匀称,整整齐齐为此,有些接近于图画的文字要打破图画结构。例如:
“保”字金文写成“ ”,这种上大下小的结构很不匀称。后来演变为“ ”,已打破了图画结构。又加上两点变成了“ ”,这两点有匀称作用。有些字,其组成部分笔画繁复,高度和宽度就大些;反之,高度和宽度就小些。例如下面 一些字要这样写才好看:泳、洄、憾、律、懈、捷。有些字,由三个相同的部分组成,就要采用品字形的重叠方式。例如:鑫、森、焱、淼。汉字结构形式的内部平衡律,是在传统审美观念的制约下形成的,而传统审美观念又受到了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汉人的思维还具有整体系统化特征,这样的思维方式强调的是结构和功能,而不是系统和要素( 一个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整体功能)。传统思维方式的这 一特征也同样影响到汉字,汉字也重视它的结构和功能。汉字的结构之所以以形声为主,是因为它有优异的功能。形声字既使用音符,也使用意符,它既与词在语音上有联系,也在意义上有联系。这样,既便于知道它所代表的词的声音,也便于了解它的意义形声字一般用已有的汉字作为字符重新组合,在整个汉字中,并不增加新的字符,便于人们记忆。比较起来,形声这种结构的汉字的整体功能是最优的。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人们把有些表意字字形的 一部分改换成音符,例如“囿”、“圄”、“罝”等等汉字就是这样产生的。又如古文字的“狈”字,本象 一个大尾巴兽形,后来,这个尾巴改写成了“贝”,并与兽形分离开,整个字变成了从“犬”、“贝”声的形声字。为了追求特定的结构和功能,不惜破坏 一个表意字的整体,不惜改变其中的元素。上述现象,显示了传统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系统结构的深刻影响。
汉字的基本形状与传统思维模式
《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在古人心目中,地是方形的,所以过去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又根据上面的一段《淮南子》中的引文,知道地不但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都有支撑着天的柱子。
过去虽然有五方观念,但是在古人思维模式中,这五方是被纳于一个四方形之中的。处于这个方形中央的,是五方中的“中”方,四边是东西南北四方。
在古人的思维模式中,方形的空间与时间又是结合的。东方与春季相结合,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结合,由火主持;西方与秋相结合,由金主持;北方与冬相结合,由水主持。土兼管中央与四季。
传统思维模式既然是 一种方形模式,所以好多文化现象都被纳入四方形之中,或呈现四方形形状。
汉字也受传统方形思维模式的影响。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已可以看出,汉字发展的趋向及所处空间地位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 一字 一方格的特点已完全形成了。像《宗妇鼎》、《宗妇盘》等铭文,都是先画好了方格,然后再铸的,在每个方格中有一个汉字。汉字所占的方格的形状,古今有所变化。在最初,这个方格可以是正方形的,也可以是长方形的,还可以是其他形状的。在篆文时代,一个汉字大抵占 一个长方形的格子,像《秦峄山碑》中的“皇帝立国”等字都是这样。在隶书阶段,则一个汉字占一个扁方形的格子,如《东汉史晨碑》中的“臣晨长史”诸字。到了楷书阶段,一个汉字一般占一个正方形格子,例如唐颜真卿《颜勤礼碑》中的“学业颜氏”诸字都是这样。在草书中,虽然有时上下字连写,字形大小不一,不是一个字占一方形格子,但草书是一种书法艺术,不是一般通用字体。
不但一个汉字占一个方形格子,一些汉字排在一起,也呈现出一个大的方块形状。前面提到过的《宗妇鼎》、《宗妇盘》,其铭文都是每行五字,每字占同样的方形。《虢季子白盘》的铭文,一共八行,每行十三个字,每个字占同样的方格,大小一律,距离相等。古代的玺印,大都是把一些文字容纳进个一个方形之中。古代的雕板印刷,也是把一些文字刻在一个方形木板之上,文字按由上而下,由右向左的次序排列。
一个汉字占一小方格,一些汉字被排在一个大方格内,这一汉字特点的形成,不但与传统方形思维模式的影响有关,也与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的间接制约有关。前面讲过,在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影响下,我们的古人以平衡、匀称为美,而方形(包括长方形、正方形、扁方形)即具有平衡、对称的特征。这样看来,古人喜好方形,并让汉字及其整体呈现出方形是有理由的。
汉字的寿命与传统思维方式
和汉字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字体系。在历史上还有几种,诸如古代苏美尔文字、古代埃及的圣书体文字以及克里特文字等等。这些文字到现在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只有汉字到今天依然独放异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究竟是为什么?
以往的文字学家,主要是从汉语上寻找原因,认为汉字适合汉语的特点。关于汉语的特点,苏联文字学家伊斯特林指出:第一是汉语的词根孤立性的语法结构,第二是通过原来单音节词组合方式来进行的构词法,第三是大量存在的读音相近的词素,第四是中国存在的极不相同的地区方言等等。他认为,主要是上述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汉字寿命的长久。从汉语的特点上来认识汉字寿命问题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的特点必须是文字所适应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文字的寿命。
除了语言上的原因之外,还有文字本身的原因。假如汉字没有充分的合理性,它也不会寿比南山。汉字构造的基本方法是形声相益,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创造出大量的汉字,满足记录汉语词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字既便于人们认读,又便于记忆,整体功能是较优的。
仅仅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考察汉字历史悠久的原因,显然是不够的。为此,有人指出,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长期统治、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汉字的寿命,这也有道理。
其实,汉字长寿的更重要原因是历史上汉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分裂是暂时的,是汉民族一直在文化上处于主导地位。此外,汉字寿命的长久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有关。
汉字从古到今,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形体主要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结构主要经历了三项变化,一是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二是汉字使用的意符从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三是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汉字虽然经历了上述重要的变化,但是汉字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就其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来看,汉字始终都在使用意符、音符、记号。只不过在西周以前,主要使用音符和意符中的形符,而在西周以后,则主要使用记号、音符和意符中的义符罢了。就字符所与发生关系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看,汉字始终都是语素一音节文字。
构成汉字上述特定的演变情形与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历史思维的影响。传统历史思维,缺乏超越性,具有非批判性特征。它只是在既成的思维框架中进行再思维,而不能有根本的改造与创新。传统思维惯于把文化的起源同祖宗、圣人联系起来。例如,《周易》说伏羲氏“结绳而为网罟”;黄帝尧舜“垂衣裳”,“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又如《山海经》说:“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少皡生般,般始为弓矢”。中国人尊祖宗,重圣人,因此传统思维崇拜历史,崇拜历史上的圣人及其创造物。在此制约下,汉字的历史、汉字本身及创造汉字的圣人都受到顶礼膜拜。在战国时代,就有仓颉造字的说法。这一说法到了纬书家手里,仓颉变成了“龙颜侈哆,四目灵光”的神奇人物,说他创造文字是由于神授:“苍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汉字看成是神通过圣人创造出来的,主张崇拜圣人,敬惜字纸。在这种情势之下,人们不可能对汉字产生怀疑,进行否定和批判,不可能像古地中海人把音节文字改造为音素文字那样,对汉字进行根本的变革,只能在不改变汉字的根本性质的前提下,为了更便于使用而进行 一些改良。这 一切,无疑是受到了传统历史思维制约的结果。可以说,汉字寿命的长久,昭示着传统历史思维的独特品貌。
汉字的形义关系与传统思维方式
前面讲过,汉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经验综合性特征,这种思维倾向便于对感性经验作整体把握。这样,传统思维又表现为整体思维,它把自然界和人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汉字中也有所反映。在汉字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指人体部位、行为、特点的字,也可以指物,即一个属于“人”,一个属于“自然”。比如:
“首”有人头的意思,如《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中的“首”;它又指兵器把柄顶端之物,如《周礼·考工记·庐人》“去一以为首围”中的“首”。
“耳”有人耳的意思,如《庄子·齐物论》“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中的“耳”;它又指附于物体两旁便于提举之物,如《周礼·考工记 ·氏》有“其耳 三寸”一句,唐贾公彦《周礼疏》说:“此鬴之耳,在旁可举。”
“走”有人跑的意思,如《左传·昭公七年》“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中的“走”;它也指兽走,如《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中的“走”。
“性”有人的本性的意思,例如《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的“性”;它又指事物的本质、特点,如《孟子·告子》“是岂水之性哉”中的“性”。
“天”有人头顶的意思,所以《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它又指地面的上空以及天神,前者如《诗经·唐风·绸缪》“三星在天”中的“天”,后者如《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中的“天”。
从上引诸字所具有的两个字义的相互关系中,可以体会出汉人天人合 一的整体思维方式。我们的前人认为天人一理,天人一气,人之首犹物之首,人之性犹水之性。正因如此,一个汉字字形才会统摄两种不同的意义,其一是属于“人”的,其二是属于“自然”的。
传统思维从天人合 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了自我反思。因此,它是主体内向思维。传统思维认为,主体自身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的度量,认识了自身,也就穷尽了天地万物的道理。传统思维方式的这种特征,也影响到了汉字。这种影响仍然可以从前面已经举过的“首”、“耳”、“走”、“性”、“天”中看出来。
甲骨文中的“首”字,象人头之形,它的本义也就是人头,后来才用来指兵器把柄顶端之物。
甲骨文中的“耳”字,象人耳之形,其本义就是人耳,后来才用来指附于物体两旁便于提举之物。
古文字中的“走”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象人急行时两臂摆动得很厉害的样子,后来演变为“夭”字,下部分是“止”,象 一只脚,是“趾”的初文。“走”本是人跑,后来它也用来指野兽奔走。
“性”字从“心”,“生”声。“心”字本象人心之形,所以“性”本是指人的本性,后来它又指事物的本质、特点。
古文字中的“天”字,本象头顶显著的人形,其本义即是指人头顶,后来它又用来指地面的上空及天神。
上引五字的本义都与“人”有关,后起之义则与“人”以外的其他事物有关。从上面这些字的字形与其后起字义的关系中,从这些字的本义与后起义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意向性特征来,即古人是通过认识主体自身来认识天地万物的。人们认识了自身的“首”、“耳”、“走”、“性”等等,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其他事物的“首”、“耳”、“走”、“性”等等;人们认识地面的天空以及至高无上的天神,也是通过对人的颠顶的认识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古人看来,人和自然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之中,两者具有同构性。
如上所述,传统思维是整体思维。对于整体或全体,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述,只能靠直观把握直观是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这 一特征也影响到汉字的形义关系。古人在造汉字的“形”之前,先凭借直接的观察来把握 一些事物。例如,人们通过对于日在丛林或草莽中这样的傍晚景象的直观来把握“暮”这 一时间,通过对于下弦月时日方出月尚可见这样的清晨景象的直观来把握“朝”这 一时间。在为表示事物等词创制书写形式时,人们有时就通过对于该事物的感性形象的线条式特征性描绘,来与表示该事物的词的意义发生联系。例如,古文字中的“莫”(即是“暮”的初文),字形象太阳落在丛林或草莽之中;“朝”字象太阳刚出于丛林或草莽之中而月尚可见。在识别汉字之时,人们又通过字形——词所代表的事物的简要的特征性感性形态——的直观来把握其意义,把握文字书写的词所代表的事物等等。许多汉字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而不必像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那样,由文字到读音再到意义。可见,直观的思维方式对于汉字形义关系有着深刻影响。
传统思维是意象思维,这种思维是以具体表抽象的这一点也影响到汉字的形义关系,汉字是以具体图形代表抽象意义的。比如,甲骨文中的“逐”字,从“豕”从“止”,象人追豕之形。但是“逐”字并不只是追逐豕的意思,凡追逐野兽都叫“逐”,卜辞中有“逐鹿” 一语可以为证。在 造“逐”字之时,人们即以具体的豕形表现抽象的野兽之义,以人(以趾形代之)追逐豕的具体形象表现追逐野兽的意思。古文字中的“受”字亦然。“受”字象 一个人(用 一只手代表)把“舟”授给另 一个人(用 一只手代表)。“受”有接受和授与两义,但并不只把接受或授与“舟”叫“受”,接受或授与其他事物也叫“受”。在造“受”字之时,人们以具体的“舟”形代表抽象的接受或授与的事物,以接受或授与“舟”这样的具体形象表现 一般的接受或授与的意义。造成汉字上述形义关系上的特点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受传统意象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 一个重要原因。
汉字的构形与传统思维方式
西方人长 于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具有分析性和精确性的特征。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这种特征,影响和制约着西方艺术。在古典西洋艺术中,追求的是维妙维肖的形似描写。人们认为,只有形体上的逼真,才算得上是艺术杰作。亚里士多德说:“维妙维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这正是西方人的审美观。这种观念,不但影响到西方艺术,也影响到他们的文字,因为文字——正如帕默尔所指出的那样——是“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在西方人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古代文字的构形也追求形似。具体说来,在其文字构形方法上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 一是照像式的构形。古代埃及文字就是这样。已故美籍华人著名艺术史家蒋彝曾经说过:“中国字有力的简化线条,是‘理想主义’的;而埃及字是‘照相式’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图画。”的确如此。在古代埃及文字中,记录语言中“鹰”、“狮子”、“公牛”、“兔子”、“男人”、“女人”、“手”、“手掌”、“手指”、“脚”诸词的文字,都形象逼真,酷似上述诸事物的特写照片。
构形上的第 二个特点是采取焦点透视的构形法,注重空间的几何布局。一个古埃及字,一般只是 一个视域内的 一幅简要图画,而不包括不同视域的事物图像。如记录埃及语“老”、“凉”、“划”、“行”、“哭”、“打”、“飞”、“说”、“走”诸词的文字都是如此。这些文字是古代埃及人由 一个固定视角直观上述事物并对其感性形态作简要描绘而形成的。
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汉人思维方式的这种特征,也对中国艺术产生影响。中国人在艺术上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中国艺术家往往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进行勾勒,不求外形逼真,只求气韵生动。司空图在《诗品》中说:“离形得似。”这正是中国艺术家们的追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正是这和追求的产物。
同中国艺术一样,中国文字也是追求神似的。
甲骨文中“鹿”的字形,是用不多几条线勾画出来的鹿的整体侧视形,其中鹿的树权似的犄角形很醒目,使人一望而知是“鹿”字。“马”和“象”的字形,是马和象的整体侧视形,其中马的鬃毛形、象的长鼻形很突出。“牛”和“羊”字,是牛头和羊头的正视形,但“牛”字的角是弯而向上的,而“羊”字的角形是弯而向上而后向下的,从角形上完全可以将两者区别开来。可以看到,汉字跟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确实有相通的地方,它们都是运用“白描”的手法创造出来的,而“白描”正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
在“离形得似”这种审美追求的影响下,中国的绘画,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往往将不同视域的景象经营在一个画面上。汉字的构形法与中国绘画的构图法很相 一致。
比如,甲骨文中的“见”字,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上部分是眼睛的“近视”(从近处看)图形,下部分是 一个人身体的“远视”(从远处看)图形。目形正连在人身体形之上,两者浑然 一体。与人的身体形状比较起来,眼睛的形状特大,这是为了表示“看”这样一种活动。在“企”、“望”、“無(舞)”诸字中。脚的形状被突出地画了出来,脚的“近视”图形和人身体的“远视”图形被组合在 一个方格之中,大小几乎一样,这也是因为这几个字的字义都与脚部的活动有关。
一个汉字不但可以包容“近视”图形和“远视”图形,也可以包容其他不同视域的图形。比如,甲骨文中的“宫”字,即是由两个图形构成的,一是房子横面的侧视图形,一是两个房间的俯视图形。以往一些古文字学者,由于不了解汉字散点透视的构形法,所以他们对于“宫”字字形的分析,不能令人满意。卜辞中的“邑”字,也是由两个图形构成的,一是侧视的跪着的人形,一是俯视的城邑轮廓形。殷代金文中的“车”字,基本上是 一个古代车的俯视图形,但其中的轮形则是侧视的。甲骨文中的“囿”字,基本上是园囿的俯视图形,但是其中的草形或树木形则是侧视的。认清汉字构形法上的这 一重要特征,对于具体文字的考释很有帮助。
应该指出的是,汉字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形法,除了同中国艺术 一样,是受中国人特定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制约之外,起决定作用的是汉字本身形体构造规律。比如,汉字偏旁的形体一般有其通用性,即在甲字中是这个样子,在乙字中也应如此。古文字中“草”字在“暮”字中是草的侧视形,在“囿”中也要这样,这就与“囿”的俯视图形属于不同视域的图形了。
2.汉字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传统思维方式对汉字有深刻的影响,汉字对传统思维方式也有反作用,它在 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作为汉语书写形式的方块汉字,与西方文字不同,它不仅表音,而且以形表义。这种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得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特征。
汉字是以形表义的,这使得人们能够“望文生义”。根据 一个字的形旁,大致能猜出该字的意义类属。我们在阅读时,如果看到“木”字旁、“鸟”字旁、“草”字头的字,就可以知道这些字的意思大致是一种树、一种鸟、一种草,即使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树、什么鸟、什么草,也大致能对付着看下去。
由于引申、假借等关系,汉字形旁的表义功能常常丧失。这样如果再望文生义,就要出错。比如“桔梗”两字,从形旁看,是 一种树,其实却是 一种草本植物。
在语音方面也是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汉字的声旁虽有表音作用。但往往不够确切;又由于语音的变化,有些汉字失去了表音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秀才识字读半边”,就常常不够精确,甚至时时出错。
由于汉字的特性,使得汉人常常“望文生义”、“识字读半边”。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使我们获得了一知半解模模糊糊的知识,也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具模糊性的特征。
西方人从作为音、义统一体的词语中抽象分离出语音这一层面,又通过细致的分析整理出一个为数不多的音素系统。在此基础上用为数不多的表示音素的字母去拼出任何词语。拼音文字体现了 一种分析性的造字法。这种性质的文字,反作用于文字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这使得西方人更长于分析。
西方语言的任何语句,都可以用二三十个字母的不同排列来表达。这样,就给人们带来启发:世界上的事物虽然千千万万,但是这些事物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吧?这些基本元素的数目不会很多吧?带着这样的假设,人们开始了对形形色色事物的精确分析,找到了这些基本元素,并把这 一百来种基本元素排在一个周期表中,就像为数不多的字母被排在 一个字母表中一样。可见,分析性的文字,确实给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带来影响,使得西方人更长于分析。汉族也不乏类似分析,诸如八卦、十二平均律、二十四节气等等。
汉字,兼表音、义,体现了一种综合性的造字法。这样的文字反作用于汉人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更长于综合。
就多数汉字来说,虽然可以分析为形旁和声旁两部分,但是两者是结合为 一个统一体的,是共同表示 一个单音节语素的。这样的文字的形成,无疑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关,但反过来,它也启发人们的思路:在大千世界中,虽然有“人”和“天”(自然界)两种现象,但这两者是否共处于同一个统一体之中呢?两者是否一气相通、一理相通呢? 同样,虽然有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这样的对立面,但恐怕两者是统一的吧?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吧?这样的假设得到验证之后,人们就得出“天人合一”、“形神合一”、“身心合一”的结论。既然“天”与“人”、“形”与“神”、“身”与“心”是共处于同一统一体的,那么就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它们。长此以往,这必然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具综合性的特征。
人类的语言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由于和别的方言、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语言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拼音文字容易随语言的发展而发展,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口语、方言中有什么新词语,外语中有什么值得引进的词语,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拼写或转写出来。这就是说,西方拼音文字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开放性。这种性质的文字,反作用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更具上述三种特性。
汉字可以说是精于表义和疏于表音的,语音是语言三要素中最容易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的。汉字既然与语音的关系较疏远,那么它就获得了跨越时空的稳定性。
汉字结构复杂,精于表义,因此,它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容易随语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比如,汉语书面语很难吸收口语中的一些新成分,现在,汉语口语中一些词语还没有相应的书写形式。方言中一些有表达力的新成分,也很难进入书面语,再进而成为民族标准语的成分。在引进外来语方面,汉字也有它的局限性。汉字拙于表音,所以它吸收外来语的主要方式是意译。这样一来,吸收进来的词语容易因原来语素的联想意义而导致误解总而言之,汉字缺乏灵活性、适应性和开放性。
汉字上述特点的形成,自然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但是,反过来,也会对中国文化(包括它的母胎——传统思维方式)产生反作用。
中国人在政治上讲究“正统”,文学上讲究“文统”,艺术流派、手工业行帮里讲究“家法”、“师法”。在思想学术上也讲究“道统”、“心传”,对于来自域内外的新思潮、新观念,并不持积极态度,因为这些新的东西可能危及“道统”、“心传”的正宗地位。在中国,不是学术派别林立,而是奉一家为至尊。拿传统经学来说,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学子只能在经典的思想体系內做些具体的阐发,是“述而不作”,而不是“另搞一套”。儒家学说几千年来一直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它自身的历史变化不大,对“异端邪说”持否定、排斥态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特定状态,无疑是在传统具有稳定性,缺乏灵活性、开放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传统思维方式上述特征的形成,与汉字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前面讲过,汉字是呈方形的。汉字外形上这一特点的形成,是受到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的。但是方形汉字长期被使用,对使用它的汉人的思维方式定会有反作用
古代人在进行思维时,常常把一些无形的事物纳入到他们头脑的方形模式中。就作为标准音的十二律来说,本身没有什么形状,但是古人把它和四方相对应。大簇、夹钟、姑诜属于东方,中吕、蕤宾、林钟属于南方,夷则、南吕、无射属西方,应钟、黄钟、大吕属北方。“止”、“顺”等人事品格,也没有什么形状,但在古人的头脑中是呈方形的。古人把“陷”、“止”、“动”、“入”、“丽”、“顺”、“悦”、“健”分别与“北”、“北东”、“东”、“南东”、“南”、“南西”、“西”、“北西”对应。汉人这样的方形思维方式的长期传承,无疑是与汉字对它的反作用有关。
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这肥沃土壤上盛开的汉字之花,必然会对中国文化产生反作用,包括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传统思维方式。
3.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体现出共同的文化特征
1921年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本书里,他把文化分成 三个,即西方文化、东方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他认为,印度文化以向后倒退为特征,西方文化以向前进取为特征,中国文化以调和持中为特征。他的这个观点,学术界还有争议。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调和持中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传统思维方式也体现出中庸的文化精神。传统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它认为有无、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等对立面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它不是仅重视这些对立面的某 一侧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而是允执其中的。
汉字同样体现出调和持中的文化特征。
占汉字总数的绝大部分的形声字,这种文化特征最鲜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汉人造字的对象,都是单音节语素,而且多数是成词语素。语素有声音,有意义。语素的声音要求字形反映它,语素的意义也要求字形反映它,这就是一对矛盾。在上古时代,人们常用简要的图形表现语素的意义,这样产生的文字即是表意字。有时用现成的文字反映语素的声音,这就叫假借字。表意字和假借字都是走极端,不是“执其中”,不符合中庸精神,因而不太被汉人喜欢。在殷商时代已有形声字,它的字形既反映语素的意义,也反映语素的声音,它在处理矛盾时是采取中庸之道的,是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的。一让两有,形声并列,这样的字符合周人“中庸”的文化精神,因而在周人取得天下之后,经历了不长时间,形声字在汉字中就占有绝大多数了。
汉字在其特定的字形演变趋势中,也体现出中庸的文化精神。我们知道,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要求文字明确地表达出它的音义;要想满足这一要求,就要走字形繁化的道路;文字又是供给人们使用的,使用者要求便于书写,要想满足这一要求,就要走字形简化的道路。这显然是一对矛盾。
古人是怎样处理这对矛盾的呢? 有些文字学家认为古人是走极端的,即认为汉字字形的演化趋势主要是简化。例如蒋善国在他的《汉字学》中说:“在汉字史上,不论什么时候,简化总是占优势的。汉字的繁化现象,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不但是局部,而且是暂时的,在简化的洪流中迟早总是被冲没的。”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诚然,汉字字形简化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古文字中的“车”字写法就很繁复,象古代的一辆车,而今天的“车”字就很简单。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古文字中的“祖”写作“且”,“作”写作“乍”,“伯”写作“白”,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事实告诉我们,汉人在处理繁简这对矛盾时,是采取中庸之道的,就是说,汉字字形演变既有繁化趋势,也有简化趋势。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汉民族文化基本特征上来把握汉字字形演化的趋势的。
总而言之,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着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