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乎道 : 宋代散文家对散文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见王安石《上邵学士书》。论者为北宋有唯物思想的杰出政治家,故其论道与文之关系亦有唯物的和政治的倾向。《上邵学士书》言:“非夫至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文贯乎道,在文字意义上与“文以载道”同,指文章的内容表现道。但在理论实质上,所论“道”与理学家“文以载道”之“道”大异其旨。论者所谓“道”,为政治家之道,即“惟道之在政事”(《送孙正之序》),道的内容,是安危治乱、国计民生。把这种道表现为文,就是革新的“治教政令”,故政治家之道,是要见之于事功,不重在体之于身心;是要验之于当世,不重在修之于一己。与宋初古文家所谓“文道合一”之“道”坚持儒家的伦理道德,与理学家所谓“文以载道”之“道”宣扬心性义理,都有理论实质的不同,它体现着政治家“补世”的进步主张和要求。由于“道之在政事”,故文为“治教政令”,由于文为“治教政令”,故文“有补于世”。这就是论者论文主用的必然结果。“文贯乎道”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之道的现实精神,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把文章牢牢缚在封建政治的战车上,忽视散文的艺术本性,卑视以文为业,与道学家又有相通之处。参见“上邵学士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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