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 袁宗道撰。见《白苏斋类集》卷七。宋代欧阳修、宋祁等所撰《新唐书·裴行俭传》已有此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袁宗道重倡此论,意在强调作家应该“先植其本”,“有运才之本”,文艺自然而生,反之,本若不立,器识浮浅而狷薄,则文艺并失。这对当时文坛摹拟剽窃、虚言浮辞的拟古风气,是一针砭。不过,士戒乎耀其才,“器识先于文艺”的思想强调过头,则有否定文艺本身价值的危险,可能成为迂执的道学家文论,本文即已微露此种倾向,所以对汉魏乃至初唐的一些文学家,如司马相如、杨雄乃至初唐四杰都贬为“器识狷薄”而好显文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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