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陈霭公论文书一 : 汪琬撰。见《尧峰文钞》卷三十二。汪琬论文,力主“文者贯道之器”,提倡文道合一,但这篇论文却对散文家的“才气”表示相当重视。他认为“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的观点过于夸大,其实六经、《语》、《孟》之后堪称“载道之文”的极少,《离骚》佯狂,《史记》愤懑,都非明道之作。“仆尝遍读诸子百氏大家名流与夫神仙浮屠之书矣,其文或简炼而精丽,或疏畅而明白,或汪洋纵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御,盖莫不有才与气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气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忧为之解颐,泣为之破涕,行坐为之忘寝与食,斯已奇矣。”认为“才气”是创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文章的魅力所在,因为要对这些文章“求之以道,则小者多支离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于披猖磔裂,尽决去圣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篱,虽小人无忌惮之言,亦常杂见于中”,“读者之骇改易”,非感其有道,而是“震于其才,慑于其气”。
汪琬高度评价“才气”的功用和魅力,人们常常认为这是与他“贯道”的思想自相矛盾的观点,其实,汪琬因为不是个腐朽枯干的道学家,而是很有文学修养的散文家,他才注意到并且承认文章能够离开道学独立发展的事实,正是发现了文统与道统的分流,他才提出要让二者重新汇合。所以他虽然重视“才气”,却把那些文章贬为“知文而不知道者”,并且他意识到这篇文章过份强调了“才气”,就又写了《答陈霭公书二》,指出要对“才气”进行“操纵”,使之归于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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