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法 : 见《商君书》,《史记·商君列传》亦加引录(文字有改动)。这是一篇记录秦国君臣讨论变法事宜的辩难体散文。甘龙反对变法,主张“循秦国之故”;在遭到商鞅针锋相对的驳斥后,杜挚又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相诱胁,企图说服孝公。商鞅主张变法,他先以“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嘲笑,毁谤)于民”,“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打消秦孝公“恐天下之我议”的顾虑;又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回击甘龙、杜挚“法古”、“循礼”之论,并以“知者作法,而愚者制(受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对他们二人进行讽刺,终于使秦孝公下定了变法的决心,颁布了《垦草令》。文章很少用形象和比喻,主要靠概括的事实和凝炼的警句打动人,而骈偶句式的大量运用,带来一种气势雄健的音调力量,赋予文章以一定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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