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的争鸣③

    关于《人生》的争鸣 : 《人生》系路遥创作的中篇小说,载《收获》1982年3期。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作者描写回乡青年高加林发人深省的人生悲剧,展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高加林志向远大,急欲脱离农村到城市施展才干。后来通过新任县劳动局局长的叔父的关系,到县委当了通讯干事。他越来越感到仍在农村的恋爱对象刘巧珍与自己的反差太大,越来越与原来的同学、“现代女性”黄亚萍意趣相投,周旋于两者之间,难以决断,而当他终于割舍了与巧珍的那份情缘时,又因此被人告发,被打发回乡。
作品发表后引起了争鸣。争鸣主要集中在高加林形象及其人生悲剧性质上。肯定者认为,高加林是变革时代的农村新人形象。他不乏农民的勤劳淳朴,又有超出农民狭小眼界的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渴望。他的复杂性格深刻反映了我国西北农村大变革前夕的种种矛盾,从一个侧面预示着这场变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使人感到有一种迥异于传统道德的挑战力量和无法抑制的精神欲望,同时也给人一种传统力量过于强大的印象。否定者认为,高加林是个人主义的奋斗者形象。他想以舞文弄墨摆脱农村,为了个人目的竟冷酷地抛弃诚心爱他的巧珍而另攀高枝。他厌恶农村的贫穷落后,向往城市生活。他的一切行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思想境界低,违背了做人应有的道德,捐弃了纯真的爱情。也有人认为,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高加林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认识意义的“圆形人物”。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冲击传统农业文明,促进时代变革的启迪意义;但他失去社会责任感,个人欲望恶性膨胀,不能说与资产阶级意识侵袭无关。对高加林人生悲剧性质的意见主要也有三种。一种意见认为是性格悲剧。不管高加林与巧珍还是与黄亚萍的爱情悲剧,都是由他个人私欲极端发展造成的。他的性格本身就是悲剧性格,不可能兼容于社会主义道德,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意见认为是社会悲剧。高加林与他人的关系中更多地汇聚着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从高加林的人生际遇中鲜明体现出来。他生长于城乡“交叉”地带,很难如愿以偿真正跨入城市大门,不愿回乡却不得不回到黄土地上去,他在人生道路上找不到合适的归宿。他的悲剧是中国社会处于传统和现代、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冲突阶段的产物。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是性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社会环境与高加林性格的不一致和冲突是其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有人指出:高加林成为正剧,社会环境则成为悲剧:而社会环境成为正剧,高加林则成为悲剧。事实是,前两种意见也没有单纯从一方面立论,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