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题材决定’论”③

    “反‘题材决定’论” : 列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事情缘起是,1961年前后,《文艺报》开展了题材问题的讨论,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专论。文章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认为“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和决定性的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采取这种题材或那种题材,这不但是作家的充分自由,也根据于作家的不同情况,不能强求一律”。文章批评了“似乎无产阶级的文艺只能表现当前的重大题材”的片面化倾向。紧接着,田汉、夏衍、老舍在《文艺报》1961年第7期上撰文,支持《文艺报》专论提出的观点。田汉在《题材的处理》一文中批评了那种“只要题材是重大的,作品就成功了一半”的错误说法。指出“作品反映时代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而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也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技巧。不同世界观的作家,可能把同一题材处理成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他还批评了“历史剧不能与现代剧平起平坐”的狭隘性的说法。夏衍、老舍在《题材主题》、《题材与生活》的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题材多样化有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四人帮”不敢公开反对百花齐放,便以所谓反“题材决定”论,反对题材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其结果只能导致创作题材的千篇一律和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
“写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深化”论列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事情缘起是,1962年6月,邵荃麟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的会议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问题。1962年8月,邵荃麟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进一步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他说:“现实主义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的反映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找两结合的道路。”关于“写中间人物”,他是在首先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前提下,指出目前创作上“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而“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除了写英雄“树立典范”,“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座谈会以后,作家康濯不仅赞同邵荃麟的见解,而且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大力肯定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两年后,《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文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公开点名批判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这场批判从1964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后来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把“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定为“黑八论”中的两论。“文革”时期,邵荃麟受到迫害,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这一冤案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