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傅给事<sup>①</sup>帖③

    跋傅给事^①帖 : 【原文】
绍兴^②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③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④请盟。会秦丞相桧用事,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和戎^⑤,非复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 今观傅给事与吕尚书^⑥遗帖,死者可作,吾谁与归? 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陆某谨识。
[注] ①傅给事:即傅崧卿,浙江山阴人,徽宗时省试第一,官至考功员外郎。因反对徽宗迷信方士林灵素伪造符书,贬为蒲圻县丞。高宗时,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极力主张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图复国。后积极从事抗金斗争,晋升为给事中,未及大用而卒。著有《樵风溪堂集》、《西掖制诰》等。②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③丑裔:丑恶的夷狄,指金。④行人:使者。⑤和戎:南宋初年用作对敌屈服的替代词。⑥吕尚书:吕祉,福建建阳人,绍兴七年(1137)迁兵部尚书。
【鉴赏】
本文作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时作者八十五岁。以衰老之躯抱疾捧读爱国前辈傅崧卿的遗文,回顾往事,感叹时局,陆游不禁悲愤交集,于是援笔而书此文。文字虽短,而所寓实深,将其“痛哭流涕长叹息”的深恨巨痛尽于此沉痛悲愤的笔墨中曲折表出,可谓纸短情长,感人至深。
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侂胄定议北伐抗金。是年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二年后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缪丑”。(秦桧死后曾被高宗赐赠“申王”,谥“忠献”。)这实际是为北伐作好舆论上的准备,但北伐很快失败,史弥远等人采用阴谋手段杀害韩侂胄,并将其首级献金国以作“议和”的代价之一(此外是输银赔款)。缘此,南宋朝廷内一度高涨的主战派力量顿被压抑,而由史弥远等主和派执掌实权。嘉定元年(1208)三月,秦桧又被追复王爵和以前的谥号,这明显标志了投降路线的卷土重来与甚嚣尘上。
面对这样的政治形势,虽已年迈且退居山阴农村很多年的陆游,却时时未肯忘怀国事。他在八十五岁所作的《读史》诗中写道:“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可知。”诗中指出,敌人(以南北朝时夏的赫连氏和北魏的拓跋氏代指金)不是无法可以破灭的,问题只在于当前缺少萧何、刘穆之(这两位都是历史上的贤相)这样的人材。而在同一年所写的本篇跋文中,陆游就更加明确地指出:士大夫的士气及当权派的政策(特别是后者),乃是决定国家形势的关键因素。文章先从宋高宗绍兴初年的情况谈起。那个时候,南宋立国未稳,形势危急,但是由于士大夫们同仇敌忾,士气高涨,所以“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打破了金国消灭南宋的美梦,从而获得了军事势力上的平衡与对峙。在讲述这段往事时,陆游采用了形象化的文笔:“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他在另一篇《傅给事外制集序》中又这样说过:“每言虏,言叛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这样便先在外貌形态上写出了这辈爱国士大夫的忧心如焚和痛不欲生。接着又写他们的内心世界:“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就更深一层地揭示了他们蔑视外敌、献身抗金事业的高涨士气。在这种情势下,凶恶的敌人便不得不“自遣行人请盟(答应‘和议’)”。然而文笔至此立刻一转:“会秦丞相桧用事,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和戎,非复诸公初意矣。”这短短几句,就深刻揭露了秦桧的投降派嘴脸,并把他绑缚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它指出:第一,秦桧的得以与金媾和,是一种“掠以为功”的不光彩行为,它所凭仗的便是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浴血奋战;否则,金人是决不会轻易停止进攻南宋的。第二,秦桧变“恢复”的抗战政策为“和戎”(实为屈辱求和)的投降政策,实际已非“诸公初意”,而是一种背叛和篡改的卑鄙举动,真是罪莫大焉! 在这种情势下,士气受到压抑,爱国力量受到摧残,“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 读到这句,我们可想见陆游的极度愤懑与极度气愤,几欲令人肝胆怒张、两鼻发酸! 在这些“抱愤入地”的志士仁人中,我们不难联想到在那风波亭上被冤杀的岳飞父子,谪贬岭南被迫绝食身亡的赵鼎,以及本文所谈到的这位极有爱国气节然“未及大用而卒,时人惜之”(《浙江通志·傅崧卿传》)的傅给事,还可以联想到在写本文的两年以前赍志以殁的作者的好朋友辛弃疾(据称他死后祠堂中还有“疾声大呼,若鸣其不平”)……这些志士仁人的抱愤而死,就都是秦桧(以及当时的史弥远之流)投降主义路线的罪恶结果。陆游在此虽仅下一语,然而笔力千钧,峻刻无比,一方面使读者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宋张孝祥《六州歌头》词),另一方面又使秦桧等卖国贼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变成白纸黑字而千载难“赖”了。回顾往事既毕,作者又把笔触收回到跋语上来:“今观傅给事与吕尚书遗帖,死者可作,吾谁与归?”这实际是在“感叹时事”,大有“微言大义”在其言外。“死者”两句,语出《礼记·檀弓下》:“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现实的环境中既由史弥远等人在掌权——不仅他本人就执行着秦桧的“和戎”政策,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重新为秦桧“评功摆好”(为其追复王爵和谥号),那么还有谁再堪作为自己精神的榜样与理想的寄托呢?所以,以八五之高龄,陆游只能在傅崧卿这位爱国前辈的遗文中,寻觅爱国情感的共鸣,寄托报国无门的愤慨。“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跋文结尾所暗寓的“朝中无人”之悲,与同是这一年所作的《示儿》诗中所写的中原未复之恨,本是一脉相通的:正是由于投降派的阻挠,故而造成了“九州未同”的悲剧。陆游的这篇跋文,正是意在揭露秦桧、史弥远之流摧残爱国志士、消沮爱国士气而导致南宋无力复国的历史教训。虽然它有过高估计士大夫“士气”作用和忽视人民力量的偏向,然其用意是深刻的,所揭示的教训也是发人深思的。而在行文方面,尽管它写于垂暮之年,但文笔却未见衰惫而更显老辣,表现出爱憎分明的鲜明政治倾向。如其写成童时所见士大夫之刚毅与沉痛之貌,“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何等令人肃然起敬! 又如写到“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一句时,又是何等令人扼腕愤慨! 短文之中能具备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究其原由,正如作者评论傅崧卿之文那样,在于“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给事外制集序》),其中充溢着他至老不衰的爱国感情和痛恨投降派的凛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