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百讽一 : 见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要其指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奏雅,不已戏乎!”扬雄晚年批评司马相如赋“华无根”,“过以虚”,“文丽用寡”(《法言·吾子》),每篇作品开始部分“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到了结尾虽“归之于正”,但“览者已过矣”,是没有讽谏作用的。举如:“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扬雄传》,《法言·吾子》有“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扬雄认为赋不但没有“风”的作用,反而有“劝”的作用。班固把他这一意思很精当地概括为“劝百风一”。但文学的“劝”和“风”的作用,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化的问题,因此尽管扬雄有实例为证,也有他自己的实际体会(《论衡·谴告》:“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而后来人们也认为“劝百风一”说比较附合汉赋实际,但这多少是儒家狭隘的文学功用观的表现。从文学的文体演变、纯文学散文的产生及汉赋与当时社会及时代精神的关系看,它并没有抓住汉赋的本质特性。另外,班固本人是不同意扬雄的观点的,这从上述引文已可看出。《两都赋序》又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汉书·叙传》评司马相如“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者。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这仍都是从儒家功用文学观立论,但表现了对赋的偏爱,同时也说明文学的功能是比较复杂的。《汉书·艺文志》又有批评宋玉、司马相如、扬雄赋“竟为侈丽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话,但一般认为这反映的是东汉刘歆而不是班固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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