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 : 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以经为史,隋儒王通首揭此义:“昔圣人述史三焉”,即“述书”以备王制,“述诗”以显兴衰,“述春秋”以明邪正,“此三者,同出于史。”之后历代皆有人加以申说,如宋陈傅良、元郝经、明宋濂、王守仁、王世贞、李贽、胡应麟、清袁枚等。王世贞《艺苑卮言》论之较详,他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一切记录文字都是史,编年、本纪、志、传等,“史之正文”;叙、记、碑、碣等,“史之变文”;训、诰等,“史之用”;论、辨等,“史之实”;赞、颂、箴、哀、诔、悲等,“史之华”;而“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王世贞这种一切皆史的观点,用之于文章,有文学反映论的色彩,但对文学本体的把握却比较隔膜。章学诚再倡此义,并概括为“六经皆史”,赋予了新的含义,既然一切著述文字都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情况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其中包括反映了那时代理论思维水平和方法的理论型著述的形式),那么不仅可以说“六经皆史”,而且可以说“六经皆器”,即六经是产生六经的时代历史面貌的文字型客观载体,于是再推,“文章即器”,“道不离器”,离器不能言道,章学诚“文器”论的文章观念就成为一个逻辑体系了。道学家们礼拜“六经”,而史学家们揭开神秘的面纱,还“六经”以历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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