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论文书 : 章炳麟撰。载《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作者在与友人的信中,论列古今作家及其著作的得失,推重学术性较强的作品,而对文艺性散文则大加贬抑。他认为韩愈《毛颖传》、柳宗元《黔之驴》等篇,“荒谬过甚、故是唐人小说之体,当分别观之”;称严复的文章“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讥讽林纾之文“辞无渭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尽管章太炎的观点中有合理的部分,但他看不到散文中艺术性的新发展,因而横加指斥,则反映出其后期思想的保守性。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把小说当作无韵之文的重要体裁加以推崇,高度评价小说的思想性和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一反传统之见,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他指出:“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迆,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他认为小说的“上者”不仅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可与诸子并列,而且记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能补正史之不足。但他将萌芽时代小说作品的特点、规律当作永恒不变的法则,评论小说时以笔记、短书为准,注重记实,反对虚构,因此既否定了唐人小说的历史地位,也贬低了蒲松龄、林纾等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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