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 : 以记录王政大事、人物言行为主的文章和著作。它肇源于古代史官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这些记录王室和诸侯言行的文字就是最早的史书,也是最早的历史散文。可见,诸子散文在起源上是“私学”兴盛的产物,而历史散文在起源上却与“官学”相联系。
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尚书》,就主要是商、周时期王朝官方文献的汇集。此外,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也大都有自己的“国史”,据《孟子》、《墨子》等记载,有“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及周、燕、宋、齐各国的“春秋”等。这些书,后人目之为“史”,其实在当时,不过是官方文献、活动的现实记录罢了。它们除一部鲁《春秋》外,也大都没有传下来。
《春秋》一书,因经过孔子的整理,加进去许多“微言大义”及劝善惩恶的功能,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它对后世影响至巨,但今天来看散文价值并不很高。它记事过于简略,意义过于深微晦昧,致使后来出现了三部对之进行解说、补充的书,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前两传略于记事,偏重说理,说理中又难免穿凿附会,因而除极个别篇章外,文学价值不大。《左传》则写得文采斑斓,在战争描写、人物描写及语言艺术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春秋》及“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后人整理、发挥前人记录的史事。这样,“时录”变成为追叙,“实录”变成为有删选、有倾向甚至充满感情的叙述。这是由“历史”向“散文”发展的关键一步。文学所需要的作者的个性表现、独立的人格地位及其观照的距离以至一定程度的铺张发挥,都需经由这一步才能成立。
以叙述春秋历史为主的,还有一部国别体的《国语》。它记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史实,详略悬差,体例亦殊,艺术水平更是极不平衡。这说明有的可能只是历史文献的“实录”,有的则经过了作者(及编纂者)较多的加工改造,可以说它是一部历史“史料”和“散文”参差相杂的书。
先秦时代真正成熟的历史散文著作首推《战国策》。它既可说是国别体的史书,又可说是集一家之言的子女,还可说是写一类人(纵横家)的文学作品。它之“史”的性质,已主要不是统治者的王政大事,而是纵横家逞辞逞能,表现自己的个人的历史。这一内容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历史散文的题材和表现范围,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靠近了以表现人为旨归这一文学的根本性质。
《晏子春秋》是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书。这种专记一人之史的著作,标志着历史散文的进一步变化。战国时代,不仅王室、诸侯各有“史官”,连孟尝君之类的卿大夫也有“侍史”,这为历史散文由一国之史转变到一人之史提供了可能。但这方面没有著作流传下来。《晏子春来》“书成在战国之世”(孙星衍《晏子春秋序》),是其门客在其死后“集其行事”编纂而成的。因而,这是一部有独特意义的书。
历史散文到汉代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体现在《史记》所创立的“记传体”,把记国事与记个人行事结合为一,把写治乱兴衰与写人物性格、命运合而为一。有“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言”的伟大气魄,但却能从人物的细微毫末处着笔,“把几件小故事穿插其中”,“以小品拼成大文”,或“在大文章中穿插进小品”(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使人的个性凸出,活灵活现。《汉书》以下迄至《清史稿》、“记传”体成为史家“极则”,但能否从细节处写出人物的性格,常成为其文学价值高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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