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本位”和归属的讨论

台湾文学“本位”和归属的讨论 : 这次讨论的分歧点,最初潜伏于70年代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叶石涛在1977年5月 的《夏潮》杂志上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提出台湾的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 (住居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民族)所写的文学”,“应该是 ‘以台湾为中心’ 写出来的作品”,“应具有根深蒂固的 ‘台湾意识’ ”。与此同时,陈映真在同年6月的《台湾文艺》上发表的《乡土文学之盲点》,则强调台湾文学“是以中国为民族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并认为从中国的全局来看,“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中国意识”。在这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对于台湾文学的正名和归属等问题,台湾文坛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提法和解释,拥有各自的支持者。1981年1月,詹宏志在《书评书目》杂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提出台湾文学“在将来,都只能算是边疆文学”。詹文关于“边疆文学”的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台湾文艺》继发表高天生的《历史悲运的顽抗——随想台湾文学的前途及展望》之后,又推出 “台湾文学的方向专辑”,包括座谈会记录,以及李乔的《我看台湾文学》、宋泽莱的《文学十 日谈》等文章,围绕着台湾文学的“本位”和归属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1982年春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发表了叶石涛《台湾小说的远景》一文,强调“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它“应整合传统的、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价值系统,发展富于自主性的小说。” 在《文学界》第2期上,彭瑞金又著文进一步强调“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在1982年4月的《益世》杂志上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针对“自主性”问题写道: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 ‘自主性’ ,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接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 ,在理论的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因此,这两种观点也被台湾评论界归纳为“台湾本土论”和“第三世界文学论”,前者以叶石涛为代表,后者以陈映真为代表。这两种貌似对立的理论观点,在根本原则上都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或支流,只是一方强调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另一方则强调这种特殊性应从属于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共同性。双方都以为不同的认识,应当留待历史发展和创作实践去检验。这场尚未终结的讨论,对于加深台湾文学“本位”和归属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认识,具有广泛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