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新剧运动

台湾的新剧运动 : 台湾的戏剧运动,从二十年代前期开始,作为新文学形式之一的新剧,处于过渡时期的文明戏,以及新旧混合交杂的歌仔戏、鲈鳗戏等多种形式,始终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新剧。台湾“新剧”运动草创时期,曾出现过一种“改良剧”,是由厦门派人来台湾招募组织; 因为成员中多数为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故称之为鲈鳗戏。日本新剧运动的鼻祖川上音二郎,曾率团来台演出; 后来日人庄田又组团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出,曾在台湾朝日座公演过《廖添丁》、《洪礼模》等剧目,以台湾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改编而成。此后,台湾的新剧开始进入萌芽期,有台北的星光剧社、彰化的鼎新剧社、新竹的新光社、台南的安平剧团、雾峰的炎峰剧社等,演出过《社会阶级》、《良心的恋爱》、《复活的玫瑰》、《良心》、《自由花》等。其中星光剧社的主要成员,曾经在厦门参加过教育社的戏剧活动。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学生吴三连、张深切等,曾组团返台演出过《金色夜叉》等。这些以台湾文化协会为中心,相继成立的新剧团,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出。其中有薛玉龙原作的《情海涛》等剧目。《台湾民报》于1924年8月21日第2卷第14号发表张梗的独幕史剧《屈原》,取材于《史记》的屈原传记。同年还发表了独幕剧《绝裾》。这是台湾较早出现的新剧创作。但新剧的真正兴起是在二十年代末期,张维贤是这个运动的热心倡导和组织者。他自述“我对于新剧发生兴趣是因为看过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后胡适的剧本” (《北部新文学·新剧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他于1928年去日本东京筑地小剧场学习,返台后组成民烽演剧研究会,举办演剧讲座,教授演剧理论,训练演员,曾组织公演胡适的《终身大事》,盛况空前。不久,日本人新原等来台,也组织演剧研究会,举办演剧祭等活动。1928年前后,《台湾民报》上开始陆续发表戏剧作品,如青剑的《巾帼英雄》、《蕙兰残了》 ,吴江冷的《平民的天使》,逢秋的《反动》、江肖梅的《病魔》等一批独幕剧。同时,开展了关于戏剧创作和演出问题的讨论,叶荣钟发表了《为剧申冤》一文,批评江肖梅的《病魔》,连“承认那篇是 ‘剧’已经是不可能”;江肖梅也撰文《答叶荣钟氏的为剧申冤》,加以申辩。后来叶荣钟又发表论文《戏曲成立的诸条件》、着重阐述了戏剧创作的基本要求。少岩的《台湾演剧的管见》,主要批评当时颇为盛行的文化戏和歌仔戏。歌仔戏出现于30年代中后期,1937年初《台湾民报》第139号曾发表谭盾的《歌仔戏怎么要禁》,一方面肯定了歌仔戏“所取的材料虽是昔时的故事,但多是如孟姜女,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等的与民众的认识最有关系的有趣味的材料,又且所说的科白也是用台湾白话,不像旧戏说那种不明不白的,对这两种说来,却是胜于旧戏”。同时也批评了歌仔戏尚未脱离旧戏各种模式的缺点,“希望对艺术方面有识有趣人士,献身出来改革指导”。当时开始兴盛起来的新剧运动,受到了台湾社会各阶层开明人士的欢迎。1934年召开第一届台湾全岛文艺大会上,曾展开台湾新剧运动的讨论,大会的提案中有“提倡演剧案”,要求“组织演剧股份公司”、“聘请演剧家及音乐教师”、“招生训练”,“广募剧本”等办法。张深切在会上大声疾呼开展新剧运动的重要性、指出 “唯有演剧才能达到大众化,如果闲却了演剧,则台湾的文化是难能进展”(《第一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记录》) 。但戏剧作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没有受到当时台湾新文学界的充分重视。虽然会后创办的《台湾文艺》曾先后发表了守愚的歌剧《两对摩登夫妇》、张荣宗的《外交部事务官》、德音的《天鹅肉》 、邱春荣的《结婚的理想》、张深切的《落阴》等,但从作品的艺术质量和社会效果来看,都没有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因此,台湾新剧运动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由于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和演出条件等限制,也无法充分施展。抗日战争爆发后,戏剧运动进一步受到限制和摧残,日本占领当局禁演带有中国民族色彩的现代戏剧,唯有歌仔戏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再度兴盛,剧团多达百余个,剧目大都远离现实,有让演员穿上日本服饰登台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为加强控制,设立了半官方的台湾演剧协会,由日本聘任松居桃楼,龙泽洲等,以及台湾总督府情报部的竹内治、三宅等日本人出面主持; 他们曾演出过《一死报国》等,宣扬武士道精神,为侵略战争张目的新剧。同时又将原有的各种剧团合并为30余个,吸收加入协会,曾演出 《移民村》等剧目。到了战争后期,他们还广泛利用台湾民间流传的布袋戏、傀儡戏、皮猿戏等,为其推行“皇民文学”政策服务,也曾上演傀儡戏《城主と蛙》,皮猿戏《猿蟹合战》。同时,仍有少数作家借 “奉公会”之名,成立有反抗色彩的剧团。1943年由巫永福、杨逵等组成的新剧团,曾公演由杨逵改编的《怒吼吧!中国》。作为现代戏剧形式之一的台湾新剧,在整个台湾日据时期,无论是创作和演出,都没有形成较有声势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