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新文学路线和性质的探讨

关于台湾新文学路线和性质的探讨 : 1935年2月至4月,张深切在《台湾文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 《对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及“ (续篇) ”两文。以台湾新文学创始以来的发展演变,与 “五四”新文学以及日本和欧美的文学历史和路线,进行了比较,认为“台湾的近代文学,似乎受中国的影响比较少,而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和启发比较多”并且认为现在台湾的新文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路线。在论述台湾新文学路线的根源——即理论基础问题时,他主张建立道德文学。他认为欧美近代的“文学道德”,“大概都是属于人道主义,或主观的底道德主义为多”,“及至马克思的科学主义开始时代以后,才更发生了一种所谓阶级的道德主义”。他表示“我对这两种主义都不能无条件的予以赞同,因为这两种主义都是不完全的”。他主张“我们应该要用科学的常识和虚心去看透社会与人类”,“不必拘束于既成的形式,内容、取材、描写等”,把“笔锋跟虚心的道德观,自由自在地去进展,这正是吾人亟要主张的新文学的路线”。而且认为“台湾文学不要筑在于既成的任何路线之上”,而“只为了彻‘真、实’ 而努力尽心,只为审判 ‘善、恶’ 而研钻工作。这样做去,台湾文学自然在于没有路线之间,而会筑出一有正确的路线”。因此他强调“文学道路已然是置在道德的里头,自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左派右派的分别”,他深信“此后的文学路线一定会合流到道德文学的路线上去”。并就台湾新文学的路线变革,提出“路线变革”、“形式变革” ,“取材变革” ,“描写变革”等具体意见。1935年6月《台湾文艺》第2卷第6号上,又发表了张我军化名一浪所写的《续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之感言》,认为台湾新文学的现状,表面上看去“光彩陆离”、“十花五色”,但“究其实质,都是舍本逐末”,“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样态,只可以炫耀文坛于一时而已”,“现在道德文学的提案,恰合着这个要求”。他认为台湾道德文学,应当根植于老子的《道德经》,因为它“颇有史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推陈出新,考证精窍,实可谓空前绝后的神仁”,它是“筑在科学的基础上面而发展”的。后来杨逵在《台湾民报》1935年11月25日发表《就革新与台湾文艺而言》,也涉及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台湾新文学理论水平普遍薄弱,这场事关台湾新文学路线和性质的重要讨论,并未引起较为普遍的反响和重视。但它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是最早涉及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路线、方向和性质的一次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