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前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台湾光复前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 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创导者们曾关注文艺的平民化和普及问题。最初提倡白话文的一批文章,如1923年发表的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强调白话文的一个新使命,就是要“普及文化”。黄朝琴在《汉文改革论》 中,明确提出 “学问要平民主义”。赖和在《开头我们要明瞭地声明着》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这一种艺术运动”。这是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提倡平民文学的思潮相呼应的。1931年前后,以“左联”为代表,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开展了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这在台湾也引起了反响。1930年8月黄石辉在《伍人报》上发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认为文言文和白话文都是“贵族式”的,是和广大劳苦大众隔绝的。他强调“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里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如果要的,那么,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办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1932年1月1日创刊的《南音》杂志,即以推进文艺大众为办刊的主要宗旨,表示愿意杂志成为“怎样才能使多数人领纳得思想和文艺的生产品”的一个阵地,“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这是本志应当努力的一个使命” (《南音发刊词》) 。同年1月17日第1卷第2号上又发表署名奇 (叶荣钟)的《“大众文艺”待望》,指出“现在台湾实在太缺少了文艺,尤其在缺少这种通俗化的大众文艺”,而市上流行的《七侠五义》 、《彭公案》 、《孟丽君》 之类书则与 “时代相去太久远了”,“所以要求大众文艺的出现,便成为刻下期待一般文艺发达之急务中的急务了”,对此“不能置之度外”。文章还和当时正在热烈讨论的台湾乡土文学问题相联系,“要求我们台湾自身的大众文艺的出现。待望以我们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的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大众文艺的产生”。1934年召开的第一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上,筹委会提出了 “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在七项提案中包括“文艺大众化案”,提案的理由是“台湾义务教育犹未普及,一般大众智识尚低,作品与读者宜立在不即不离之间方能普遍”,具体方法是:“一、描写与大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二、文体与文字宜用一般读者容易理解程度。三、对一般大众唤醒他们的艺术趣味。”提案“得满场一致可决”通过。这次大会的《宣言》也强调: 要使作家的创作“拿到大众里头去”“得着大众的支援”,否则“咱们的作品就够不得是大众的作品,尤其是在于文学域内我们的任务,也就不能够完成了”。此后,台湾文艺联盟及其机关杂志《台湾文艺》上,对台湾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从理论到创作继续加以推动。创刊号的刊头就刊出 “我们希望把这本杂志办到能够深入识字阶级的大众里头去”的口号。1935年张深切在《台湾文艺》上发表《<台湾文艺>的使命》一文,对文艺大众化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他认为 “其实文艺大众化并不是谓文艺要普遍到文盲阶级去的意思,察其用意是只要获得比较普遍化的程度而已”,指出 “新艺术和大众之间,犹有一条很广阔的沟壑”,因此“咱们应该要时时刻刻拿大众为对象,建设咱们的文学成为台湾民众的文学”。台湾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文学的通俗化,普及化,有一定的关联。通俗文学创作方面,曾出现陈镜波的《现代女教员论》、《落城哀艳录》、林辉焜的《女之一生》等作品。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相近。陈镜波 自称“是想做通俗作家”,从事与“纯文学”不同的“软派文学”创作 (《软派文学与拙作》) 。由于历史条件等限制,文艺大众化问题并没有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形成较有声势的,有一定影响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