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史

    中国广播电视史 :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据现有材料,20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并没有办起正规的、社会性的有线广播。因此,中国广播事业的历史是从无线广播开始的。
中国现代广播事业 从1923年1月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到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广播事业经历了如下的四个历史阶段:
初创时期的广播事业 中国的广播事业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如同早期的报刊、通讯社一样,中国的第一批广播电台也是由外国人最先创办的。1923年1月,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开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此后,美国新孚洋行、开洛公司等也相继在上海开办广播电台。根据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的有关法令,外国人私自运进无线电器材并建立广播电台应属违禁之列,因此,上述广播电台多次由中国的主管部门依法下令取缔。1924年8月,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之后,在中国建立广播电台和出售、安装收音机才不再是违法之事。随之,中国也开始酝酿筹建官办广播电台。
1925年2月,奉系军阀政府交通部在北京、天津试验用无线电话传播新闻初见成效,本拟着手筹建广播电台,但适逢政局动荡,遂致停顿。在此前后,中国的早期无线电专家刘瀚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多次在哈尔滨试验广播并取得初步成功。1926年10月1日,由他主持筹建的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与此同时,中国的早期地方广播管理机构——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公布了《无线电广播条例》及《装设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运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三个无线电广播法规,并在东北、京津等地付诸实施。在该处的积极推动下,天津、北京、沈阳三地的官办广播电台也先后在1927年5月—1928年1月间开始播音。1927年3月,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建立,这是中国民营广播电台之始。同年底,北京商办燕声广播电台也开始播音。
综观初创时期中国的广播事业只是初具雏型。在北洋政府时期,先后有外商、官办、民办各类广播电台十来座,发射功率一般较小,收听范围也只限于广播电台所在地及其附近,当时尚无一个全国性中央台。据有关材料估计,当时全国约有收音机1万架左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 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之后即着手筹建广播电台,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始播音。这是国民党官办广播事业的开始。1936年1月,国民党设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该处除直接管理其中央台外,还在福州、河北、西安、长沙和南京等地建立起一批地方广播电台。此外,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各省市党部、政府也在北平、成都、上海、杭州、广州、南昌和汉口等地兴办广播电台。国民党当局把广播电台视为“党国喉舌”,成为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1929年8月,国民党政府公布《电信条例》,允许民间经营广播电台。3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形形色色的民营台大致可分为教育性、商业性和宗教性的三种类型。教育性广播电台集中于南方一些中小城市,多为教育馆和学校所办,发射电力不大,收听范围也有限,所播内容大都为文化科学知识。商业性广播电台,为上海、天津等地大中商号所办,为数多达40座以上,均依靠播送大量商业广告维持营业,所播娱乐节目大都低级庸俗。
上海的佛音、福音广播电台属宗教台之列,以宣扬宗教迷信、麻痹听众为其宗旨。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曾对30年代初期上海民营台腐朽庸俗的本质给予深刻的批判。
除了上述官办和民营广播电台外。在抗战前,上海、北平还有一些外商办的广播电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日深。反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爱国抗日活动日益发展。在全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怒吼声中,广播电台播出的抗日新闻救亡歌曲,组织的募捐、义演以及广播讲演等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爱国热忱。1936年冬,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亲临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演,说明事变真相,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也十分重视办好广播宣传。西安台的广播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对于帮助国内外听众了解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救亡广播宣传的逐步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惊恐不安。为了加强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和控制,国民党于1936年2月建立起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同年10月,该委员会公布《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随后交通部又公布了《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这三项法令的实施,标志着国民党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开始从控制广播电台的建立转向着重审查广播节目的内容。对播出违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其政府法令的民营广播电台,规定分别给予警告、停播或取消执照的处分。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机构甚至以“词意欠纯正”为罪名禁止播出表现中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爱国歌曲。
从1928年国民党建立中央台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近十年间,中国的广播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37年6月统计,国民党地区共有各类广播电台78座,总发射功率约120千瓦,全国收音机总数,据有关材料估计,包括东北地区在内,大约20万架。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 在八年抗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但是,中国的广播事业并没有被摧毁。中国广播电台发出的抗日救亡的怒吼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压倒了日伪广播的靡靡之音,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内数以百计的广播电台,可以分为大后方的国民党广播事业、沦陷区的广播事业和抗日根据地的广播事业。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的抗战高潮中,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广播电台成了鼓舞民众的重要宣传工具。新闻报道、广播讲演、文艺节目都充满了抗日爱国的激情,有声有色,可歌可泣,写下了中国广播史上的悲壮篇章。上海八一三抗战之际,各广播电台以时事报告、劝募款物、战时常识、抗战文艺为主要内容并聘请专人以英语、日语、法语作对外广播演说,揭露日本侵华本质,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争取国内国际同情与支持。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三天之后,国民党中央台奉命拆迁,准备转移重庆。在这之后一年时间里,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大都转移至武汉,中共代表团也驻在武汉。在“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中,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代表冯玉祥、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先后发表广播讲演,激励前线将士英勇奋战,保卫国家。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了一批文化界爱国人士,利用广播展开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一直坚持到武汉沦陷前夕。
国民党的广播事业在抗战初期遭到严重损失,据1938年底统计,仅有广播电台六七处,总发射功率不足11千瓦。后来由于得到英美的援助,增添了一批广播设备,才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的中央台于1938年3月在重庆恢复播音,第二年又开办了对国外广播的国际广播电台(VOC)。该台使用10多种外语办有6套节目,每天向世界各地播音10多个小时。此外,国民党还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起新的广播电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的广播宣传,从积极方面来说,仍然继续抗战初期的爱国抗日宣传,受到了大后方和沦陷区广大同胞的欢迎;从消极方面来说,国民党的广播中越来越多地充斥反共反人民、颂扬国民党统治的内容,对伟大的抗日战争无疑起着某种抵消的作用。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借口“特殊时期”,在其统治区禁止开办民营台。
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里,日本侵略者把广播电台当作是对中国民众实施殖民思想文化统治的工具,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建立起几十座日伪广播电台。在东北,日军利用伪“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全东北的广播事业,把设在长春的伪“新京放送总局”作为伪满广播的中心,强制推销只能收听当地广播的廉价收音机。据统计,日本占领东北的十几年中,日伪先后建立广播电台25座,总发射功率300多千瓦,广播收听户由8000多户增加到58万户。在华北,日军控制的伪“华北广播协会”管辖广播电台10多座、总发射功率100多千瓦。在上海、南京,日军利用劫夺的广播设备先后建立起伪“大上海广播电台”和“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汪伪政权建立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妄图“统一管理”沦陷区广播电台。该会除了把原伪南京台“接收”后改为汪伪“中央广播电台”外,还控制着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的日伪广播电台。在日伪统治下,中国的民营广播电台备受摧残。30年代后期,日军曾限令民营台按期登记,否则不准播音。在重重压力下,上海的民营台队伍逐步分化,少数拒绝登记、拆机停播,以示抗议;另有一些电台则屈服于压力,沦为汉奸广播电台,为虎作伥。大多数民营台则转向日寇尚未占领的租界谋求生路,利用“孤岛”的特殊状况,继续与日军周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地区,把民营台一律封闭。在日伪广播毒雾弥漫的上海,只有一座广播电台坚持反法西斯的宣传,把和平、正义、真理的声音传给了广大的上海人民,它就是1941年夏天开办的“苏联呼声”广播电台。该台播音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苏军向日本宣战之后,才被日本占领军“查封”。
抗战时期,一种新型的广播事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1940年12月30日,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在艰苦的环境中,延安台前后断断续续坚持播音到1943年春天,由于设备发生故障,被迫暂时停止播音。延安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力所能及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报道了全国军民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英勇事迹,揭露了日伪残暴行径和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有着一定的影响。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接收了日伪绝大部分广播事业。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台迁回南京,据当时统计,共接收日伪广播电台21座,总发射功率274千瓦。国民党的广播事业开始走向再发展的道路,据1947年9月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广播电台即达41座,总发射功率达到406千瓦,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前最高水平。从1946年7月起,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发动起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国民党广播中也掀起了一股“反共戡乱”的叫嚣声。在人民解放军由自卫到大举反攻的胜利形势下,“戡乱”宣传迅速破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区广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日益扩大。
在抗日战争胜利声中,1945年8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与此同时,八路军利用接管的日伪广播设备建立起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在东北解放区,由于得到苏联红军的协助,一批人民广播电台也先后开始播音。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延安台是解放区广播的中心,其他电台除自办节目外,都转播延安台的重要新闻节目。延安台的广播作为“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成为鼓舞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有力号角。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之际,延安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47年3月至1948年5月,曾作过三次战斗转移,并且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其间还于1947年9月11日开办英语新闻节目。在人民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期间,延安(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广播电台始终坚持播音,把胜利捷报传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营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一度有所复苏,在数量上发展很快,但却受到国民党当局多方加以限制。1946年夏天,仅在上海一次就宣布“封闭”民营台54家。
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迅猛开展,捷报频传。1949年3月,陕北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实际上已承担起全国性中央台的任务。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统一管理和领导全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人民广播事业不再是新华通讯社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单独的新闻机关。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解放,利用接管的国民党广播设备,陆续新建起一批人民广播电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各地已有人民广播电台近40座。随着国民党中央台迁往台湾,国民党在大陆的广播事业已处于崩溃的境地。
中国当代广播电视事业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9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也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的广播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后改称中央广播事业局),继续管理并领导全国广播事业。为使广播事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年中,广播事业进行了一系列恢复、改造和新建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首先,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广播电台,增加了发射功率,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全国广播宣传网初具规模。到1952年底,大陆人民广播电台由1949年底的.49座增加到72座,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广播电台。中央台于50年代初相继开办了“新闻报摘”、“全国联播”两个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闻节目。其次,开始建立广播收音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性收听工具不足的困难,加强了广播同工农群众的联系。据1952年底统计,全国已建立县区收音站2万多个,有4万多名收音员活跃在广大城乡。第三,完成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30多座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到1953年前后,对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私营台,国家主要采取收购私方广播设备和器材的方式,实现了大陆广播电台全部由国家经营。第四,从1950年4月起,我国正式开办对国外广播,中央台专门组建了国际广播编辑部,并以“北京广播电台”的呼号和单独的频率使用7种外语和4种汉语方言对外国和华侨听众广播。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台和各级地方台及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在各项政治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1952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三年来广播事业的成绩,确定了“重点建设,稳步发展”的方针,并且提出了“精办节目”的口号,强调广播宣传的所有节目都必须把听众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
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人民广播集中力量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使“一化三改”的方针和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与此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集中力量建设中央台(包括对国外广播),并且在全国广大农村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进程的需要,开始逐步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网。在195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改进我国广播工作的问题,并且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确定了广播宣传的基本任务。1955年12月,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方针。据1956年底统计,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站已达到1458座,广播喇叭50多万只,比1952年底增长了几倍。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使广大农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56年春天,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刘少奇对广播工作的重要意见,1956年夏天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着重研究改进广播宣传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会后中央台和各级地方台的广播宣传都有了明显的改进,迈开了广播宣传改革的重要一步。广播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注意从广播中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回答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次改革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原因而未能持续下去。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7年起,我国广播事业贯彻中央和地方同时发展的方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首先是创办了我国的电视事业。1958年5月1日,我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随后,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的电视台也相继开播。其次,广播电视事业的规模有了扩大。据1961年统计,全国广播电台发展到135座,电视台20座,有线广播站达到2万以上,广播喇叭发展到580多万只。但是,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广播电视事业的建设中,存在着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不少台站的基本建设工程粗糙,影响使用。
50年代末期的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指引下,虽然在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热情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党的指导工作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致使广播电视宣传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其主要表现为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和在理论、政策宣传上的片面性。总之,“大跃进”时期的广播电视宣传既反映盲目冒进又推动盲目冒进,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1958年4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和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分别部署和检查了当时宣传工作,并初步总结了某些经验教训。但由于当时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来纠正“左”倾错误,当然不可能彻底分清是非。特别是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直到1960年冬天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才使“大跃进”运动及有关宣传被迫停止下来。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1961年1月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以后几年的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之前,1960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曾经制定了一个过高的广播事业发展规划,后来由于贯彻“八字方针”对广播事业采取压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措施,所以上述规划得以避免实施。在1962年的调整中,广播电台减少为94座,电视台调整为5座,农村有线广播站减少了近一半,已经开始的彩色电视试验下马,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职工由4.4万多人减少为3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注意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努力扩大选材范围,在办好一般节目的前提下,着重办好一批重点节目。如中央台提出把“全国联播”、“新闻报摘”、“国际时事”、“科学常识”、“在祖国各地”和“对学龄前儿童广播”等办成“名牌节目”,以吸引更多的听众。中央台和各级地方台运用新闻报道、专题广播、对象节目等多种形式进行的关于大庆油田、大寨大队、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战胜困难、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64年4月,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着重总结了广播电视宣传工的基本经验,讨论了《宣传业务整改提纲(草案)》。“提纲”指出,广播电视的宣传要强调提高质量,争取尽可能多的听众和观众。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业务领导,抓好广播电视宣传干部在思想上、业务上和组织上的建设工作。
1965年9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和彭真等为广播事业题词,鼓励广播战线广大同志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1966年春天,周恩来出席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以毛泽东等的题词和周恩来的讲话为指导方针,讨论了广播事业继续加强政治工作和面向农村的经验,研究了今后进一步做好面向农村的广播宣传和发展农村广播网的问题。会议之前,周恩来多次听取广播工作的汇报并视察位于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和北京郊区发射台,强调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 1966年5月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此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又互相利用篡夺了宣传工作包括广播电视的领导权。广播电视宣传特别是中央三台的宣传,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正当愿望,在全国人民中乃至海外、国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广播电视的理论宣传方面,集中突出地宣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许多马列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理论,大加批判,给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在政治宣传方面,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名,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颠倒敌我关系。在经济宣传方面,反复批判“唯生产力论”,搞乱了经济秩序和生产秩序。在文化宣传方面,广播电视文艺节目中百花凋零,冷落不堪。在对海外、国外广播的节目中,同样极左思潮泛滥,强加于人,造成很坏影响。
在十年内乱期间,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破坏。“文革”初期,全国广播电台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地方广播电台停止自办节目,只能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全国大多数电视台也被迫停办,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停播一月之久。在广播电视基本建设方面,片面强调战备需要,强制执行“山、散、洞”的方针,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惊人浪费,经济效益极低。但与此同时,在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广播电视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下,广播电视事业的某些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发展。1970年初,全国电视专业会议确定适当发展黑白电视,集中力量研究彩色电视。中央和地方的电视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1973年5月,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对国外广播使用的语言也从24种增加到36种,据1976年统计,全国有线广播站为2500多座,广播喇叭达到1亿多只。
党和人民在“文革”中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宣传,广大听众和观众,是极其愤怒和不满的。不少人给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写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特别是在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之初和“四五”运动期间,尤为强烈。总之,“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广播电视当作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手段之一。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中确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4名被告人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其他犯罪行为一起依法给予了应有的惩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广播电视事业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愿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从此,广播电视事业和广播电视宣传工作重新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广播电视宣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重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信任。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播电视系统通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第一,在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各种谬论的斗争中,力求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对促进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改进了新闻节目,开展了评论工作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道,恢复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性和服务性节目;第三,广播电视宣传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宣传放在重要地位,加强了经济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宣传,开办了广告和经济信息节目;第四,文艺节目题材逐渐增多,来源日益扩大,形式多种多样,重新呈现百花齐放的绚丽景象;第五,对国外广播逐步克服了不顾对象、强加于人的错误作法,加强了宣传的针对性,同时积极改进新闻和评论工作,注意客观、全面、真实地向国外听众介绍中国的历史、现状和人民的生活状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30年来广播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确定了广播电视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提出要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此后,为了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广播电视工作的领导,1982年5月,根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决定,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
1983年3—4月间,广播电视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以中共十二大精神为指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改革的重要指示和中央书记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指示,讨论和确定改革广播电视工作、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要求和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同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就此次会议向中央写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即中发1983年37号文件)。《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广播电视工作的领导,发展和办好广播电视事业。《通知》强调指出: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广播电视事业有个大的发展,质量有个大的提高。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加强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改进各类节目的内容,并增加节目的数量;另一方面要积极改进传播手段、加快技术改造,提高广播电视的技术质量,并采用先进技术,加速全国覆盖,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在本世纪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6年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决定把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8年间,曾先后召开三次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分别根据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十三大和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讨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和广播电视宣传改革等问题,并作出了有关决定。
进入80年代特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批转通知(即中发1983年37号文件)以来,经过“六五”、“七五”十年的建设,广播电视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0年同1980年相比,全国广播电台由106座增到635座,电视台由38座增加到509座,分别增长了近5倍和12.4倍。广播发射台、转播台和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分别达到1348座和24713座,比10年前也有相当大的增长。农村有线广播网稳步发展,1990年县市广播站达到2466座,乡镇广播站和村广播室33.6万个。广播喇叭达到8222万只,有将近70%的农村可以收听到广播,喇叭入户率达到37.3%。近几年来,有线电视在一些大中城市和大型企业蓬勃发展,有线电视的用户已超过1000万。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网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继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采用先进的卫星技术向全国各地传送节目之后,新疆、西藏、云南、贵州也先后使用卫星传送节目。到1990年底,全国卫星地面收转站已达到1.95万座,是4年前的12倍多。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的广播电视专用微波线路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达到了4.5万公里。由于在全国已逐步形成了多层次、比较完善的广播电视传送网和覆盖网,所以使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由1980年的53%和45%分别增加到74.7%和79.4%。10年来,广播电视接收工具的生产量和社会拥有量也有了迅速增长。据统计,1980年我国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年产量分别为3003.8万架和249.2万架(其中彩色电视机为3.21万架),而1990年则分别达到2102.99万架(收音机产量虽有下降,但录音机产量却由1980年的82.42万架增长到1990年的3023.51万架)和2684.70万架(其中彩色电视机1033.04万架)。收音机和收录机的社会拥有量由1980年的1.191亿架增加到1990年的3.7亿架,平均每百人达32.4架,电视机则由902万架增长到1.85亿架,平均每百人为16.2架。以上数字表明,10年来由于广播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通过广播电视这一现代化的新闻和信息传播工具已把千家万户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广播电视在我国亿万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听广播、看电视已经成为广大城乡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1983年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宣传工作的全面改革”的要求以及“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方针,促使广播电视节目的改革深入发展,一系列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如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全国人大、政协历次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4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第十一届亚运会等都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央三台和各级地方广播台电视台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办出了有特色的受群众喜爱的各类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新闻改革的重点放在丰富内容,提高质量,扩大信息容量,提高新闻时效上。按照加强新闻、精办专题、搞活文艺、扩大服务的要求重新规划和设置节目,注意根据广播特点推行主持人节目,发挥全台节目的整体效益。我国的对外广播通过10年来的不断改进,从宣传内容到节目形式面貌焕然一新,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服务,为世界和平、各国人民之间友谊及人类进步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国际广播电台在北京发出的“中国之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中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由于电视事业10年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视宣传已走入了千家万户。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把改革和提高新闻节目作为突破口,使电视新闻的内容日益丰富,报道面拓宽、信息量增加,时效明显提高。社会教育电视节目和电视文艺节目的改革着重在内容、风格、形式和栏目上的多样化,既注意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又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几年来开办了大批定期专栏节目,各种题材的专题节目大量涌现,各类社教和文艺竞赛节目、晚会节目,丰富了广大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电视剧的数量近几年来成倍增长,题材更加广泛,品种日趋丰富,质量逐步提高,优秀的电视剧拥有的观众越来越多。
中国的广播电视,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重要喉舌,在传播新闻、提供信息、社会教育、文化娱乐诸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团结和鼓舞亿万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