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 : 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58年10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署名谭微的文章《托尔斯泰没得用》,引起了关于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张光年、邵荃麟、何其芳、胡念贻、周扬等参加了这场讨论。粉碎“四人帮”后,孙绍振在1981年第3期《诗刊》上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其中涉及到文学遗产问题,又一次引起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一、如何对待文学遗产。谭微认为,必须先“漠视”托尔斯泰,然后才能超越托尔斯泰,才能“出现不少的我们的托尔斯泰”,他的结论是“托尔斯泰没得用”。张光年等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总的方针、总的倾向上,我们是厚今薄古的,但对于具体的古人和古人的东西,某些具体事物的具体部分,则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我们对待遗产,批判是为了厚今,摄取更是为了厚今,对糟粕的漠视是为了厚今,对精华的重视更是为了厚今,如果只要看到是古人或古人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鄙视、漠视,那是望文生义地误解了厚今薄古的方针,并且正是为了厚今,正是为了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才越是需要努力地从中外遗产中批判地摄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即使文学遗产中消极的东西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以托尔斯泰为例,列宁认为可以通过它们了解农民思想上的弱点,用来教育群众克服这些弱点。因此,他们认为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分析它们,既不要美化,也不要丑化;既不用古人的观点去评价古人,也不要把现代人的帽子戴到古人头上了;既反对超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也反对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应该实事求是地给文学遗产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和科学的评价,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二、如何处理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具有“保守性狭隘性”,“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另一种意见认为,传统确有它的陈旧保守方面,因此需要批判,但传统中更包含着千万艺术家辛勤探索的经验积累和结晶,所以必须吸收。要创新,绝不能从零开始,首先需要广泛地继承,越是广泛地批判继承人类文学遗产,才能有真正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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