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所为何事?”③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 现在人们都在说知识分子的长处,我却想到了他们的短处。宋朝的“知识分子”毛滂《上苏内翰书》上有一段话:“某少知读书,顽然朴鲁,闻道甚浅,然其所学则周公、仲尼之道,非进取之道也。古人今人,前辈后辈,某不知敦重敦轻,从其是者而已”。话好像说得轻松,其实是牢骚,愤世嫉俗,溢于言表。那时候,是有许多读书人,把圣贤之道,拿来做“进取”功名富贵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实用主义”;所是所非,常常取决于人之“轻重”,也就是“看来头”。读书明理,但这个理并不一定身体力行,这大概可以算是古今知识分子的短处吧?
文天祥就义前,曾经写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手头无书,难以查考,记得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所为何事? 这一问问得实实在在,支吾不得,而能像《正气歌》的作者磊磊落落地回答,心无愧怍,这样的读书人并不是很多的。
秦桧要不是把圣贤书读得滚瓜烂熟,如何中得了状元? 可是中原沦丧,二圣蒙尘,国族之耻,君父之仇,他统统给忘记了。江左偷安,力主和议,还同老婆在东窗下密谋如何陷害抗敌的英雄。这些都是圣贤书教的么? 当然不是。但秦桧还算老实,韩世忠追问为何杀死岳飞父子,他尚知理屈,只得含含糊糊应了一句“莫须有”。要不然,这位一肚皮圣贤书的状元,难道不会子曰诗云,讲几千言以至几万言的大道理来为自己辩解么? 就像别的读书人常常做的那样。先前看过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据说捉刀人是江南有名的才子李某。真所谓“盗也有道”,什么满清入关杀“贼”是为中国士大夫”报君父之仇”,据有天下“乃取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云云。看来,圣贤书似乎只教会这位才子讲歪理如何讲得振振有词。人家在毁家纾难,他却在那里挖空心思,舞文弄墨,代入寇的新主子起草招降书。“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假如那时有人去责问,他一定也会讲出“天命所归”咧、“苟有用吾者”如何如何咧这些话来的,他总能从圣贤书上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这样的才子,从前有,现在也不少。他们把书用“活”了,通权达变,刮风有刮风的道理,下雨有下雨的道理,指鹿为马有理,三三得五也有理,左也有理右也有理。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经典著作够用一辈子的了。当然,言过尧舜,行若桀纣的别种人物古往今来也有的是,并非读书人和才子的品行特别不好。
《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有一番议论说,春秋时代以言行取士,故孔子讲“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唐朝以诗赋取士,因此那时候的读书人都会做几句诗;本朝以文章取士,“就是夫子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正就是以圣贤之道为“进取道”。但这样说,这样做,似乎也并不悖子圣贤之教,《论语》上不是有“学而优则仕”、“我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的话吗?读书人确实不是神仙,无法靠吸风露餐云霞过活,当然非做官吃俸不可。从前道学家常常教训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他们自己呢,行的却往往是“失节事小,饿死事大”。
读圣贤书,所为如何,那结局也总不同。文天祥们演的多是悲剧,马二先生们演的多是喜剧。然而,在历史的舞台上,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只剩下马二先生、江南才子之流在唱主角,那还有什么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让特级教师来上这种毫无光彩的历史课,学生也会要把瞌睡的。那么历史也不再是爱国主义的教材,而只能拿来当做“谋生方略”或“处世哲学”了。
学马列主义,所为何事? 现在把马列主义之道当做“进取之道”的有没有呢? 言必称马恩列斯毛,奉行的却是实用主义,这种人已经很少了么? 从前“批邓”,下笔千言,而今学习《邓选》,也仍然是倚马可待,据说这号人在有些地方是仍得到优容,运气并不坏。但是,你敢说,“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么?
人们多说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这里却提起了这个并不忧良的传统,请勿以笔者之意只在煞风景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