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选序 : 钟惺撰。见《隐秀轩集》卷十六。此序论及东坡散文的风格及地位,并涉及一个较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中心论点是:“有东坡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也。”“战国之文”多属纵横家、名家、法家言,“于先王之仁义道德礼乐刑政无当”,本当废之,但一废则文章缺一“雄博高逸”“纡回峭拔”的风格品种,今有东坡文,“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得战国文之雄而无其不当,故可替下原由战国之文占据的地位,战国之文遂可废也。由文学史传此“无当”之文,引出一个理论思考,战国人若舍纵横家、名家、陆家,而为仁义道德之言,则不能成其文之雄博,也就不能以其独特风格传之后世,故“必亡理而后存文”;后代批评家和读者也是这样,如果苛求其内容,则当并废其“雄博”,反之则必牺牲对内容的过严要求,仍是“亡理而后存文”。文学园地里的“百花齐放”往往是这种情形,所以此序论及了一个文学鉴赏论的普遍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在这个论题上抽象地展开,而且,当有了苏轼这个他认为风格与战国之文相似而又无其不当的替代品,他就主张把战国之文废掉了,实际上他在“亡理存文”的态度上是机会主义的,最终还是“亡理亦亡文”了,就象魏武终于在一百人中培养出一个得铜台妓音妙的人之后,“妙于音而性恶”的铜台妓就死期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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